晚明散文主要指明万历年间直至明末的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多表现作家的日常生活，谈艺论文，妙趣横生，点染山水，情韵盎然，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
有明一代，文坛上思潮迭起，流派纷呈，唐宋派归有光、公安派三袁、竟陵派钟惺以及徐渭、陈继儒、王思任、张岱等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共同创造了晚明散文的繁荣局面。本书选取晚明散文作家三十二位、作品六十一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明散文的总体风貌，反映出古代散文在晚明时期的辉煌成就。
晚明散文，主要指明代万历年间及之后的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不论在有明一代的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李贽童心说的提出以及公安派性灵说的崛起，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就是突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掀起了一股真实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和欲望的创作潮流。其二，小品文的产生，它体制简短，风格隽永，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为散文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生命。
在李贽之前，先后风靡明代文坛的有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等，他们都针对当时文坛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如茶陵派和前后七子以复古主张纠正台阁体歌功颂德、雍容华贵的文风，唐宋派又以学习唐宋法度纠正七子盲目拟古复古的风气，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在创作实践上，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但他们都只停留在师法古人、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上，未能摆脱正统文学的窠臼。李贽童心说的出现，使明代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李贽是晚明时期极具叛逆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异端思想家，他激烈反对礼教，攻击孔孟之道；对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学说，他认为是虚伪说教，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邓石阳》），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性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即反对复古，主张创作要抒发己见，提倡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是纯洁真实的；但随着人的日益成长，与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就不断地有来自外界的道理闻见的污染，于是童心日益丧失，人也就日益由真人变成了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假人。而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切以古人为标准，这样的文学，必然是缺乏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的假文。李贽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天下至文，必定是出于童心之作。他明确指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文之优劣，不能以时代先后论，而应以童心为标准。（以上观点主张主要见诸其《童心说》一文）这一文学观，对于当时被复古思潮所窒息的文坛，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它真正动摇了复古派的统治。同时，他的散文作品，如《赞刘谐》《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自赞》以及本书所选的《又与焦弱侯》《杂说》和《童心说》等，也都立论大胆，见解独特，嬉笑怒骂，尖锐泼辣，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对晚明文学新潮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先驱。
在李贽的影响下，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提出了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学革新主张，是为公安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袁氏老二袁宏道，他在《叙小修诗》中评论小弟袁中道的诗歌曰：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性灵就是个人独特的欲望和情感，其实也就是李贽的童心。独抒性灵就是要打破格套的束缚，毫无粉饰蹈袭，真正从自己胸臆流出的本色独造语。这样的作品才有价值，即使略有疵处，也是可爱可喜的。针对复古派的盲目模拟主张，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其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雪涛阁集序》）的弊病。老大袁宗道则在《论文》中指出，古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模拟蹈袭，而务求达意，因此，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三袁的散文，大都真性流露，不事雕琢，轻逸自然，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袁宏道的作品，更是清新流利，飘逸洒脱，意趣横生，如《虎丘》写中秋月夜的赛歌场面，《满井游记》写北京郊外的初春景色，《徐文长传》写徐渭的奇人奇气，《拙效传》写家中拙仆的趣闻逸事，以及《五泄》《天目》《西湖》《由水溪至水心崖记》等，都堪称上乘佳作。其兄宗道、其弟中道，所作或温雅清逸，或雄放奇崛，俱各臻其妙。三袁之外，还有诸如屠隆、汤显祖、江盈科、陈继儒、冯梦龙等作家，也都写出了许多富有才情个性的优秀小品，蔚为壮观。
公安派以其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影响，彻底摧毁了复古派的统治，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然而它自身也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由于他们强调真情直露、不拘格套，往往矫枉过正，导致有些作品过于率直浅俗。一些追随者缺乏应有的功力和格调，不能把握公安派的精神实质，只是一味模仿其浅率的一面，以致走向了俚俗浮浅的。于是便出现了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虽然继承了公安派反对模拟、独抒性灵的精神，但不满公安派过于率直俚俗的弊病，提倡含蓄蕴藉，追求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审美趣味，开创了公安派之后散文创作的新境界。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新奇峭拔、清雅脱俗、婉转幽远等美感。例如，锺惺的《夏梅说》以赏梅喻人事，警辟深刻；《浣花溪记》写寻幽探胜，情致深远。谭元春的《秋寻草》独寻秋之胜境，别具怀抱；《游乌龙潭记》写三游乌龙潭，奇境迭出，幽趣无穷。此外还有刘侗的《帝京景物略》，描写北京名胜古迹、岁时风俗等，文笔冷隽孤峭，颇有新意。但竟陵派过于强调幽深孤峭孤怀孤诣，又走向了奇僻险怪、孤冷晦涩的，将文学创作天地变得十分狭窄幽僻。
由于公安竟陵作家独标性灵，欣赏个性，因此适合表现这种个人情调趣味的短小精练的小品文便在晚明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晚明散文的一道独特景观。除了上述公安竟陵诸作家丰富杰出的小品创作之外，颇值一提的是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的王思任。他的作品，如《小洋》，写游览途中偶然所见日落时分的光与色的千变万化，用笔极为灵巧多趣；《屠田叔笑词序》，巧作笑文章，文笔纵放，寓庄于谐，尽显这位谑庵先生的神采和个性；《让马瑶草》一文，则痛骂国贼，慷慨愤激，酣畅淋漓。而堪称晚明小品之集大成者的，当推明清之际的张岱。在国破家亡之际，他写下许多作品，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等，于写景抒情中寄托亡国之痛、故园之思，深切动人。而脍炙人口的是《湖心亭看雪》一文，全文不到二百字，却字字句句可圈可点、可赏可玩，可谓小品中的精品。《西湖七月半》刻画出西湖游人的各种情态，穷形尽相，生动传神。他的作品兼取公安竟陵之长，而力矫二者之弊，清丽精美，情趣盎然，使小品文创作达到新的境界。同时代的祁彪佳曾这样评价他：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祁彪佳本人也是优秀的小品作家，他的《寓山注》和华淑的《题闲情小品序》、魏学洢的《核舟记》、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等，都是晚明小品的名篇。叶绍袁的《甲行日注》则是记录他亡国后流亡生活的日记，往往于三言两语一事一景中寄寓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极为感人。此外还须一提的是大旅行家徐弘祖，他一生遍游全国名山大川，并将所游所见详细记录，后编成《徐霞客游记》。书中记事布局，条理清楚，写景状物，精妙生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游记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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