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母二人来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命运发生了转折。此时我正在北戴河,收到了妈妈考察途中发来的一封信。妈妈在信中讲述了他们去佛光寺上山考察的经过,描述了他们出山回程的情景。从这封信看,他们当时对于这场战事的规模有多大、将会引发一场多大的战争还不清楚,但对日军入侵这一点,思想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
妈妈在信中写道,她和爹爹在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区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家信和报纸,所以,“卢沟桥事变”和日军入侵,战争全面爆发的事情几乎毫无所知。妈妈说,他们“路上坐火车和骑骡子,走的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二十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话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当时他们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和津浦路——已然不通车,这不知道多着急。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她就同爹爹绕道大同由平绥路回到北平,这封信是他们回到北平后写的。妈妈在信中还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妈妈信中的附图,有她亲手绘制的回程地图,还特意标明他们途径雁门关,她在图上注写了一行小字“叫二哥(大姑梁思顺之子)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在那个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即,妈妈走过雁门关,回望那那曾经硝烟滚滚的古战场,想起当年杨六郎跃马横刀,以数百奇兵,杀退数倍于自己的辽兵。今天再读妈妈这一行提示,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妈妈当时的心情和用意,如她信中所言,她鼓励我或也是对她自己说,要勇敢面对迫近的危机。
爹爹和妈妈从山西回到北平时,这座古城还在中国守军手中。宋哲元的部队在北总布胡同,也就是我们家门口挖了战壕,看样子要同日本人打一仗。爹爹、妈妈和他们的朋友们这时也决心“与城共存亡”。于是,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伯伯们全家老小都集中到了我们家,家里一时集中了十多个大人小孩,买了罐头等物品,以备城里发生战事时之用。但是过了几天,外面寂静一片,听不到任何动静了。原来,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城区,日本军队随即开进了北平城。
北平沦陷后,爹爹妈妈不愿生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他们对抗战必胜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妈妈在离开北平后的途中,曾致信好友费慰梅说道:“你现在肯定很担心!如果说情况已经是不能再糟糕了,我说这或许还只是开始。眼下我们似乎也只是刚刚从让人心焦的不幸黑暗中略有解脱。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人们天天谈论战争。那个曾经让人们热血沸腾的‘为我们的民族生死存亡而战斗’的时刻,就这样在我们毫无准备中突然降临了。上海之战后,我们的国家现正处于巨大的忧患和焦虑中,我们一下子失去了最好的军队和我们勇敢的士兵,此刻战局急转直下,事态变得异常艰难。”“当然,我们不会失去勇气,我们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在这个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时候,为了我们的最后胜利,无论面对怎样的无序和混乱局面,无论公众的迷茫和混乱到何种阶段,无论个人遭受多少痛苦……”
爸爸妈妈决定立即离开北平,目的地是当时看起来非常遥远的大后方——昆明。他们必须快速打包整理营造学社资料,整理他们考察的绘图、照相底片、测绘记录和研究笔记,清理这七年的档案和图书。爹爹和刘敦桢伯伯一起打包,他们要将这些资料送到天津银行保险箱保存,同时随身带走他们的一批照片和勘察测绘记录。
爹爹妈妈那时还一起写信给我,叫我不要回北京,从北戴河直接去天津老家。于是,三姑梁思庄按妈妈的要求把我从北戴河带回天津,我和梁家的亲属一起居住在天津老宅,在那里等候爹爹和妈妈的到来。我们是坐火车回天津的。当时三姑还带着她的女儿吴荔明(3岁)和我的八叔梁思礼(13岁)。这趟车走走停停,沿途上来了许多日本兵,车厢里坐满了带枪的日本兵。火车走得极慢,每站都停车让日本兵上下。在这一天一夜中,我们没吃没喝,又渴又饿,坐在车厢后排的一个角落里。三姑铁青着脸不说一句话。那时,我真盼望着有一支威武的中国军队来把这些可恶的强盗都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