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_[南朝·宋] 刘义庆著，黎臻注_9787020163052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载东汉末年之南朝刘宋时期名士轶事隽语的典籍，它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著而成。《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人生志趣，因原文纪事简略，至南朝·梁朝时期，刘孝标为之注，增补了很多相关的史料，从此正文与注文密不可分，一并流传。《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名士风流的典范之作，也是笔记小说的鼻祖，影响特别深远，是传统文化的经典名著之一。《世说新语选》原书有一千多条，本书撷采菁华，精选200余（包括了刘孝标的注文）则加以注释。选注者充分研究该书特点，不仅详细地注释了相关的疑难词语、典章制度、地理等，还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说明，并且尽可能细致地讲解原文的言外之意，同时还引述了前人的精彩评论，这对于初次接触它、阅读它、欣赏它的读者大有裨益。

本书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推荐中学生朋友课内外阅读，版本完善，编校精良，注释专业、翔实。该书市场上虽有多个版本，人文版独具优势。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由南朝刘宋时期的临川王刘义庆（403—444）主持编定，内容以汉末、魏、晋时期名士的言行、轶闻、品题为主。汉末、魏、晋，王纲解纽，天下乱而未定，礼教的约束力十分薄弱，名士风流蔚然勃兴。刘义庆编纂的这本书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的精神风貌，所以鲁迅说，《世说新语》是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跻身经典，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魏晋名士风流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一种令人企慕的精神品质，如雪夜访戴、黄庭换鹅、牛渚吟诗，此中日常生活饱含着洒脱的美感。

不过回到编辑层面来谈这本书，我们不得不承认《世说新语》虽然是经典名著，但自公元三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世纪，历史真是太久远，书中的语言并不容易读懂。归纳起来，阅读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该书按照36个门类编订内容，文字有长有短，总共有1000多条。该书以记录名士一言一行为主，其优点是简约，其缺点是零碎，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碎片化”著作。把碎片归拢收拾利索，需要很丰富的历史背景知识储备做支撑。

二、该书阅读有三大直接的难点：1.魏晋时期口语化的词汇难解，容易导致（好在学者们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很多）；2.行文中用官位、爵位、籍贯、字号、小名等作为某人的代称，颇难记识，极易混乱；3.人物繁多，家族众多，尤其是世家大族，数代相承，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家族谱系，就很难搞清楚他们的亲疏长幼关系。

三、《世说新语》面世不久，人们就觉得它有趣同时也有所不足，所以没过几十年，就有梁朝的刘孝标（463—521）为之做注。刘孝标主要做了三件事：1.附益相同的史料；2.辨别记载的真伪；3.标注人名、地名等。刘孝标注的内容很丰富，其文字量超过了正文。刘注的价值很高，所以它出来后，便与正文共生，一起流行。我们要读《世说新语》，一定要读带有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丰富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但这也是一千五百年以前的注文，其引用的文献仍以魏晋时期的典籍为主，文辞奥涩，阅读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四、《世说新语》的文章，以简约为主，但简约而不简单，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问题是，跨越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古人、今人的思维方式早已云泥有别（这也是我们觉得古代的笑话不好笑的原因），所以这文字中的趣味需要点化，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以上四点内容，既是我自己读这本书的体会，从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恐怕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编辑一本新的《世说新语》，就要好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看看市面上已有的《世说新语》读本的情况，我们发现，书店里能看到的比较优质的整理本，主要是针对专业读者的，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龚斌《世说新语校释》等。它们不是普及读物，一般读者虽然也可以看，但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读懂。我担心，这摸索和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或许就把阅读兴趣给破坏了。而那些比较简单的注释本，多多少少也存在一些相同的问题：1.整本书中没有整合“碎片化”文本的目标和方案。2.语词、典章、背景知识注释欠准确，注释中的轻重缓急处理得不尽如人意。3.内容不完整。这里所说的内容“不完整”不是指“选本”，而是指很多读本把刘孝标的注文删掉了，或者即使保留了刘孝标的注文，也不予注释。4.点评不够切当，要领未见得宜。以上这些情况更加坚定了我编辑这本书所确定的方向。

把美好的设想变成一本书，其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关键环节是我们需要一位志同道合的作者来实现（编辑只是编辑而已，不能越樽俎而代庖厨）。所幸，我们找到了校注者黎臻老师。黎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学者。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已出版学术专著《两晋文士的人生趣味与文学世界》，并参与撰著了《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魏晋才子传笺证》等书。她对汉末、魏、晋历史的了解比较深入，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也十分熟悉，这种专业素养正是我们需要的。她也很赞同我们的编辑设想，所以合作非常愉快。

关于这本书四个方面的难点，我们有针对性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我们觉得编辑一本遴选精华的《世说新语》选本，对初次接触这本书的读者更为合适。正如我们前文谈到的，《世说新语》1000多条，其实并不是每一条都精彩，对于初读者来说，汲取精华，培养兴趣，最为重要。精华内容，可以举一反三。若有兴趣，则可以继续深入，研读更专业的读本。经过认真选择，我们最后选了202条内容。

第二，前面提到，刘孝标注与《世说新语》的正文一样重要。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的选文，正文、注文并举。注释也是既注正文，也注刘孝标的注文。

第三，我们这本书是面对初学者的，所以注释尽量细致。注释是本书的主体内容，有必要介绍的稍微详细一些。简单说，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疑难语词注释。如《捷悟》第3条曹操与杨修比赛猜字谜，曹操有句话说：“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觉：“通‘较’，相去，相差。”例子不必多举。

2.疑难字词注音。特别是形近容易误读的字词，如齐衰（zī cuī）、卞壸（kǔn）、磊砢（luǒ）、新淦（gàn）等等。

3.注意介绍文化和典章制度。举一个例子：

《言语》第22条涉及当时选拔人才的方式。注释进一步介绍，魏晋时期，朝廷主要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同时依旧沿用两汉的察举的方式，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

4.有关人物，简注其生平事迹，突出其与文章有关的经历，并且注意解释重要官职、官阶的相关情况，因为这些是人物社会身份的标识，是构成文章语境的重要因素。举一个例子：

《言语》第3条记孔融十岁时拜访李膺的故事。这个故事背景是李膺时“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按：司隶校尉始于汉武帝，东汉时主要职责是专掌督察京畿，纠弹三公以下百官及所辖七郡犯法者，并领司州，下辖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平阳五郡，权职显赫，与御史中丞、尚书台并称“三独坐”。由此可见司隶校尉的地位十分崇重。明白了这一情况，我们再看看孔融的行为，就能见出他的胆识和聪颖了。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世说新语》里很多人物语言之所以有意思，主要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跟他们的身份形成了张力。

5.我们的注释还非常重视内证和外证的情况。所谓内证，是指《世说新语》书中存在一条或几条可以互相印证的内容。所谓的外证，就是其他文献中含有与本书内容相应的记载（按：刘孝标注引其他文献的情况多属外证，此处所说特指刘注引书以外的情况）。举两个例子：

（1）《识鉴》第10条载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因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注释中我们就引述了《世说新语·任诞》第20条的内容：“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两条放在一起读，张翰的个性就更加突出了。

（2）《文学》第84条载东晋孙绰品评西晋文学家陆机、潘岳的话，注释以按语的形式旁及时代相近的两部重要文学批评论著——《诗品》《文心雕龙》中的相关内容：《文学》第70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称潘岳为文“清绮绝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潘岳“辞自和畅”。而陆机以博才称，其诗文“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熔裁》篇评：“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文学》第89条有：“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内外相辅，称引得体。

以上3、4、5三项内容，除了力求准确解释文本意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还原文章的历史语境，解决原文因“碎片化”而导致的不易理解的问题。

6.增加申说点评，务使原文意思清晰明了。这是本书较之他本更加优胜的地方。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1）《言语》第71条记载的是谢安与子侄雪天雅集，谢道韫精妙体物喻雪的故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不过，很多注释者在点评中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谢朗“撒盐空中差可拟”一无是处。其实不然。本书注释首先引述了宋代陈善《扪虱新话》的看法：“撒盐空中，此米雪（按：犹今言雪籽）也。柳絮因风起，此鹅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相彼雨雪，先集维霰。’霰即今所谓米雪耳。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谓，固未可优劣论也。”可见，谢朗的比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如此，那么大家为什么偏爱谢道韫的形容呢？这是因为她的比喻颇能形容大雪洋洋洒洒、舒阔迂远的状态。人们称誉谢道韫的拟喻，正是那个时代追求神韵的无意识地体现。这也说明当时艺术风尚也悄悄改变了。余嘉锡认为：“二句虽各有谓，而风调自以道韫为优。”道理就在这里。这样的注释是比较客观全面的，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2）《文学》第1条所记述马融、郑玄师生的故事，里面提到马融打算派人追杀郑玄（这个故事其实是虚构的），郑玄这个时候也怀疑他师傅会来追杀，于是就“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躲起来。马融善于占卜，在行动前，先推算郑玄的情况，推算的结果是郑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于是就取消了追杀令。这是为什么呢？当今很多注本不明所以，没有讲清楚，或者避而不注。我们的注释对此做了清晰的解释：“马融推算的结果是郑玄在‘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把‘土下’理解为埋在地下，把‘水上’理解为黄泉之上，把‘据木’理解为装在棺材里，因此认为郑玄已死。其实这是同样精通占卜的郑玄故意诱导马融落入圈套的结果。古代的桥多以土石为之，郑玄穿着木屐躲在桥下水边，也正是‘土下（土桥）’‘水上（河水）’‘据木（木屐）’的状态。”经此讲解，里面的机关就豁然开朗了。

由这些例子可见，我们这本书在注释上力争详尽、准确的精神。类似的例子，书中随处可见，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枚举。总之，作者注释本书花了很大的功夫。本书虽为普及本，但专业的学术含量也是非常大的。作者所引学术内容，不仅有余嘉锡、龚斌、蒋凡等这些专研《世说新语》学者的意见，还广征陈寅恪、唐长孺、钱锺书、宗白华等名家的论著。可见，作者注释本书是非常严谨认真的，书的背后有很坚实的学术支撑，这是真正的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不是随意篡凑之作。

第四，针对原书人物谱系复杂、指称繁复的情况，我们不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还特地编制了8个魏晋时期重要世族主要人物世系表，即3幅魏、晋两朝帝系简表，5幅东晋政坛中重要士族的世系简表：（1）魏帝系简表，（2）西晋帝系简表，（3）东晋帝系简表，（4）琅邪王氏世系简表，（5）太原晋阳王氏世系简表，（6）颍川鄢陵庾氏世系简表，（7）谯国龙亢桓氏世系简表，（8）陈郡阳夏谢氏世系简表。自王氏至谢氏五大家族是东晋政坛上更替执政的士族，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世说新语》中有关他们的内容也最多。另外，表中还附注相关人物字号、官职、爵号、谥号、庙号等，可以与正文、注文对照，很直观，很方便。这些表是其他《世说新语》选注本基本没有的。

第五，本书前还有一篇7500余字的前言，以鸟瞰的方式介绍了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思潮演变的情况，并且归纳了魏晋名士审美追求的主要特点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这篇前言为我们提供一个全幅的历史背景知识。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在“碎片化”的阅读中迷失方向。

以上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努力解决《世说新语》原书历史局限的措施。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为读者阅读这部经典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作为一名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我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本本分分做人，勤勤恳恳研究书，做好书，力求把传统文化中经典的、精粹的内容更好地传递读者。

前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是由南北朝时期·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幕下文士陆展、袁淑等人共同编撰而成的。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刘宋之初的人物轶事及其言行举止，其中主要是两晋时期的名士言行。鲁迅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名士的文采风流是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然而，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何以能酝酿出令人无比企羡的“魏晋风度”呢？

“魏晋风度”的滥觞应该追溯至东汉。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错综复杂。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你争我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殇帝时，宦官势力开始膨胀，逐渐形成了一个顽固恶劣的政治势力。他们本在内廷伺候帝王、皇后，是皇室的仆从，如今却反过来挟制甚至废立皇帝，卖官鬻爵，谋夺私利，非常腐败，这令满朝正直士大夫大为不满。桓、灵时期，外戚联合外廷官员和民间声望很高的士人，打击宦官势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了宦官集团的迎头痛击，爆发了“党锢之祸”（禁锢不准做官）。

与此同时，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官员贪腐，贿赂公行，平民百姓不仅流离失所，还要负担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兵役，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最终，以张角太平道为主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征战四起。为了平息叛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鼎立的局面。三国之中，曹魏占据优势对后代历史影响最大。

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各个集团大量选拔人才。选人标准也因现实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而有别于汉代。汉代以察举制选拔人才，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这种制度以地方官推荐的方式选拔，内容以德行为先，学问以经学为主。但德行为先的标准显然不适用于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斗争，于是曹操以“唯才是举”为核心，开创了新的用人观念。他在发布的求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行》）“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一些操行有缺的人物但有用兵治民之术的人如贾诩、许攸、杨沛等，被曹操提拔重用。这种务实的用人思想瓦解了汉代的价值观念。

尽管曹操推行新的用人观念，壮大自己的势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一大批人才出自世家大族，如颍川荀氏，而世家大族是旧有价值观念的维护者。曹操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打击不愿亲附自己的名士和门阀，先后杀掉了边让、孔融、崔琰等大族名士，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容忍和驾驭归顺的豪强士族如颍川荀氏、陈氏、陈留阮氏、河内司马氏等。曹操去世，曹丕尚能继承其父的人才观念，但对世家大族的让步更为明显，例如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是一项向士族倾斜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这种选拔制度中，中正官首先给人定“乡品”，然后朝廷再根据“乡品”授官，然而中正官都由士族人物担任。到曹魏后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以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在政治上占据了上风。司马氏集团与曹魏宗室势力形成对峙，并最终取代曹魏，建立了晋朝。

汉魏时期，在选贤任能思想的鼓荡下，人物品评的风气大盛。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品鉴人物才性的著作刘劭《人物志》，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才，即才能；性，即道德。重“才”还是崇“性”，人们思想上的分野差不多体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倾向。在才性论中，倾向于司马氏的有傅嘏、钟会等人，他们主张才性“合”或“同”；依附曹魏的何晏、李丰、王广等人则主张才性“离”或“异”。才性之辨是正始时期的代表性论题，它既是士人在思想上的激烈交锋，也是司马氏和曹魏宗室两派对垒森严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何晏、王弼为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开始在哲学思想上寻求突破，他们扬弃名教中的各种观念，转而向“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取资，讨论有无、言意、情性等问题。“玄学”由此萌动并勃然而兴，创造了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史称“正始玄学”。

晋朝是在阴谋篡夺和残酷杀戮中产生的，但司马氏政权表面上仍然号称是名教的守护人，宣称以孝治天下。在虚伪名教的掩盖下，司马政权大肆屠戮异己，何晏、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相继被杀害。这种先天的丑恶性使得司马氏政权很难得到正直士人的认同，很多士人因此抱持着不合作的态度。魏晋之际兴起的“竹林七贤”便是如此。“竹林七贤”不愿与当权统治者同流合污，他们常聚集于竹林之中，饮酒啸歌，不拘世俗礼法，洒脱任诞而风流自赏，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受到后来士人的追慕与赞赏。其中的阮籍、嵇康始终推崇老、庄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特别是嵇康，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他以犀利的文笔揭露了司马氏的伪善，公然宣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汤、武、周、孔代表着人伦礼教），直击其要害，最终被冠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而被杀害。阮籍也是借酒自晦，以此婉拒司马昭联姻之意。“竹林七贤”是玄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玄学议题。

儒学作为维护皇权的正统思想不可能完全被推翻，西晋时期，司马氏政权有意重兴儒学，但士人们对大一统政权的向心力已渐消失。早已形成的玄学思想已经是如风靡草，无处不在。玄学作为新兴的思想，在自身发展上仍有相当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玄学家在进一步思考自我、物我、天人等关系。由于缺乏正面的道德形象和积极的政治理想，司马氏政权也不得不妥协，在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更是雍熙自逸，对大臣放任纵容。西晋朝廷上下弥漫着不是为新政权效力、建立功业的积极向上的清新气氛，而是贵戚大臣贪冒权势、炫耀财富、腐败奢靡等恶浊风气。这些又助长了任诞之风的盛行，以“八达”“八伯”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群体逐渐形成。正始时期兴起的清谈也由早期的思想探讨转向虚浮空荡。东晋史学家干宝描述当时的社会曰：“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悠悠风尘，皆奔竞之事；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晋纪总论》）朝野上下虚诞浮华之风与治国理政要求务实的思想背道而驰，并最终导致了西晋政权的崩溃。

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倾覆，中原的衣冠士族仓皇南渡，与江东士族联合，重新建立了东晋政权。世家大族再一次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与皇室平分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共治局面。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被打破，以皇权为核心的名教被摧毁，儒学、玄学、佛教、道教思想都进入士人的视野中，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玄学经历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的崇有论，最后在郭象处绾结，在哲学思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逮及东晋，传统玄学论题的深度难以在原来的思路中进一步推进，于是转而吸收佛、道二教思想，别开生面，并在审美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在士人阶层中逐渐盛行，玄学思想也愈来愈多地融入了佛、道二教的义理和思维，丰富了自身的内涵。此外，由于个性人格的张扬和山水美的发现，士人的审美思想逐渐独立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格风神、山水自然、艺术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玄学不仅为士人开出了智悟的境界，也开出了审美的境界。

以上是汉魏两晋时期，思想变化的大体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魏之际，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认识论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历史转变造就了这个时代思想的丰富性，为多姿多彩的魏晋名士张扬个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促成魏晋风流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豪族庄园经济制度，它为士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士人奉行别样的人生路径和艺术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例如私人部曲之制，它允许士族保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力量，这让士族不仅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还能在中央政权中拥有发言权，获取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又如九品中正制，它向士族集团倾斜，优先保证士族参与政治的利益。西晋著名诗人左思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汉魏之际，一些寒庶之人在仕途上还有机会得到很高的官职，两晋而下，社会等级愈益森严，他们则只能沉沦下僚。这些内容在《世说新语》中都有反映和体现。

《世说新语》被后人称为“人伦之渊鉴，言谈之林薮”。该书按照三十六个门类，分别辑录了一千多个条目，各自独立，又统一于一体，共同展开了魏晋士人的生活画卷。首四门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源出于《论语·先进》中的“孔门四科”，其中记载了大量忠孝仁爱的人物事件。由此可见，儒学一统的观念虽被打破，但孔子的地位依然被架得很高。四门而后是“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伤逝”“任诞”等篇，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特征，即以士人的才智思理、情感气度、言谈举止等为对象进行纯粹的审美。三十六门的排列，大致是褒扬在前，贬抑在后。在“任诞”之前，多记述具有正面价值的内容，条目较多。自“简傲”以后，大部分为贬抑性的内容，条目相对较少。此三十六门几乎包含了当时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物品藻和玄风影响下士人的审美趣味。下文我们主要谈谈这本书所体现的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和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人的审美对象主要表现在人物美、语言美、艺术美和山水美几个方面。

一、人物美。魏晋时期，士人摆脱礼法的束缚而直接欣赏到的便是个性人格之美。既有对外在容貌、言行举止的品鉴，也有对内在的才器风度的倾慕。书中《赏誉》《品藻》《容止》等篇内容相对集中。如王戎形容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此类记载，不甚枚举。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从上至下，人们对容止仪表十分关注。关于内在的品质，例如裴楷“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赏誉》）。还有关于谢安的记载，谢安无论是在海浪中游玩嬉戏，还是晋谒内蕴杀机的桓温，抑或是收到关乎东晋生死的淝水之战的捷报，都表现出“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气度，举止安详，从容不迫，令人景仰。大体而言，魏晋之人崇尚的是明亮光洁的仪容、优游不迫的行为和渊雅深沉的气度。

二、语言美。玄学的兴盛促使了士人思辨的活跃，雄辩之趣、辞藻之美因此倍受关注，这在晋人清谈之中多有反映。《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多次清谈活动，其中一次是著名的洛水之会。裴辨名析理，言辞衮衮不竭；张华论《史》《汉》之事，美妙动听；王衍、王戎论古今人物，超超玄著。言谈中名士各标风致，出言玄远，辞采可听，听者享受其中，充满了审美的愉悦。又有一次是在王衍家举行诸婿大会。名士悉集，郭象向裴遐挑战辩论。一方是口若悬河，攻势凌厉，一方是水来土掩，从容不迫。二人往复，四座听众皆咨嗟赞叹。王羲之曾与高僧支遁谈论《庄子·逍遥游》，支遁“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流连于其中，不能自已。

伴随着士人清谈活动而生的是文学语言美的发现。陆机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潘岳之辞“烂若披锦”；郭璞之诗让人“神超形越”；孙绰作赋，掷地能作金石声；支遁讲论，“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些都是士人对语言美的体验。

此外，语言的音韵之美亦为世人所欣赏。玄谈中，裴遐谈吐清畅，其音激扬有如琴瑟之响，轻重急徐，自有一番风韵。在诗文吟诵上，也有袁宏在大江清风朗月之夜对月吟咏；有王胡之于谢安坐中吟咏《九歌·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沉浸于无人之境。这种对文字如对音乐的听觉欣赏促使人们发掘汉语的音韵之美，丰富了人们的感官体验和文学艺术的情趣，也为后来诗律的产生做好了铺垫。

三、艺术美。魏晋时期的士人多才多艺，大多数都是名传后世的艺术家，在音乐、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阮籍善啸，嵇康、阮咸善琴，钟繇、韦诞、王羲之、王献之善书法，顾恺之善画，等等。对于艺术美的关注亦是这个时代士人独特的风貌。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还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思想，如嵇康的“声无哀乐”，顾恺之的“传神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思想。对于艺术美的体验，还使艺术突显于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环境之上，从而表现出独有的妙境。《任诞》篇中有：“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二人皆只为艺术相交，王徽之得以欣赏，桓伊得以自足，二人沉浸于艺术佳境之中，摆脱了世俗礼仪的拘执，以对艺术的深情互成默契。

四、山水美。魏晋士人向内开掘了人格美，向外也发现了山水之美，并把它与人格之美联系起来，创造了新的意象蕴涵。晋人纵情山水，企慕虚静。西晋时期有石崇金谷园诗会，东晋时期又有著名的兰亭雅集，士人希望在山水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以真情对之，感叹“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以玄思对之，在泓峥萧瑟之间获得“神超形越”；亦以佛理对之，山水皆有灵。《容止》篇中的诸多品题，如目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等。物态、风景被赋予了人的风神。顾恺之为谢鲲作画，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巧艺》）人的品格与山水审美结合，主客体之间形成了圆融的交流与映照。

魏晋名士的审美活动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透过这些审美现象，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魏晋士人独具特色的思想旨趣。

首先，“真率”是魏晋士人最看重的品质。晋人不拘礼法，其实是不执着于表面的礼仪，他们在内心里并没有丧失道德意义上的真性情、真精神。如当时为文俗之士所嫉恨的阮籍。他在母亲葬礼上喝酒吃肉，却在母亲下葬之时“吐血数升，废顿良久”；他好饮酒，曾因校尉营厨存有好酒这一单纯原因而求为步兵校尉；他与嫂子亲见告别，只道“礼岂为我辈设邪”；他于邻家酒馆美妇之侧醉饮而卧，有酒色之情而心无邪思。阮籍傲然于礼法，向往精神的绝对自由与超脱，将生命最本真的一面呈现给世人，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名教虚伪的面纱。这种任性自然之行为内蕴着真纯之性情，是晋人所推崇的。

其次，魏晋士人特别强调和肯定自我价值。魏晋士人在人格上摆脱了汉代儒家思想的礼法束缚，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品藻》篇记载桓温与殷浩相谈，殷浩政治才能和权势虽不及温，却坚持“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人所熟悉者莫若自我，深爱者也莫若自我，殷浩不愿屈己从人。这正是士人从汉代僵化的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对个性关注的结果。我就是我，他们希望获得个体的自由，尊重自己，活好自己。东汉末年，人物品藻风气开始兴盛，影响了一个时代。其对于人物全幅生命的鉴赏，基础便是对个性人格的肯定。士人亲己爱己，鉴赏个性之美，向往个性自由，这也是士人在当时环境中所坚持的理想人格境界。

再次，魏晋士人精神具有浓郁的伤逝之感。晋人的伤逝之情源于他们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留恋与彻悟。在探究自然万物的同时，也更多的从当下人生出发，对生活、生命、艺术产生诸多反思。东晋时期有一位风流标望的名士王恭，在服食五石散后行散，漫步至其弟门前，猝然便问古诗中哪句最好，不等回答就吟出他最欣赏的佳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也许是他行散时一路思索，体悟生命无情流逝的真谛。在汉末魏晋时期，士人饱受战争、瘟疫、政治祸乱的磨难，常有人生短暂、变幻无常之感。对于生命的感叹是晋人最不能自已的深情。这种深情有时化为卫玠面对家国破败的“百端交集”之感，有时化为新亭诸子的“克复神州”之志，有时又是桓温面对十围之柳的“人何以堪”的喟叹。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就曾在《枯树赋》中敷演了桓温抚柳的语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这些反复的嗟叹之中，对死亡的哀恸和对逝者的留念表现了士人对生命的一往深情。《伤逝》中各条集中反映了士人生命光华孤灯来照的孤独。王粲好驴鸣，王济亦好驴鸣，在二人的丧礼中，来吊唁的好友以驴鸣为之送丧。顾荣好琴，张翰在吊唁他时鼓琴数曲，痛悼知己不存。王衍丧幼子，谓孩抱中物乃“情之所钟”，哀毁万分。荀粲丧妻，有“佳人难再得”的哀恸，数月之后亦亡。对生命的珍惜，对美的留念，正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最深沉的体验。

《世说新语》的编纂者是在对魏晋风度的歆羡之下，将士人光洁清朗、明润照人的容止，优雅从容、气定神闲的韵度，畅达简约、疏远深奥的才理，真率自然、淡然超逸的性情，都蕴藉在其中。它像是一面能够挽留光影的镜子，保藏了鲜活的历史，让人开卷后不能自已，掩卷后遐想联翩。读之似乎不能餍足，于是南朝·梁朝刘孝标为之作注，将该书不载或者传闻异辞的史料附益文中。从此以后，本文与注文一同穿越时光，流传千古。《世说新语》的诞生，确立了一种以记录人物嘉言懿行为主的新文体“世说体”。后世文人受此影响，做了很多模仿之作，如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刘肃《大唐新语》，宋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说》，元杨瑀《山居新语》，明王世贞《世说新语补》、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清王晫《今世说》、章抚功《汉世说》，近人易宗夔《新世说》等。

今人研究《世说新语》的成果很多，比较重要的整理著作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等书。余嘉锡的著作具有开创性，龚斌的著作带有总结性，都比较好。本书精选《世说新语》最饶魏晋风流的条目201则，加以注释，以便读者尝鼎一脔，得其滋味。关于注释的具体体例，有以下几条。

一、本书选文包括正文和梁朝刘孝标的注文，二者以大小字号区分。文字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为底本，个别标点按照我们的理解做了调整。正文每则前都有一组阿拉伯数字编号，如“1.3”，“1”表示《世说》三十六门类之次序，“3”表示该则在此门类中的次序。

二、人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且是主要的人物，若刘孝标已注，我们不再注释；若刘孝标未注或注释得不够充分，我们补充注释。主要内容包括字号、籍贯、简单的仕宦经历和简要的评价。下文中再次出现时，出注仅标示“某篇某条已见”。

三、官职。我们酌情选取那些跟人物生平关系密切的重要官职作注。魏晋时期，是官制史变化的重要阶段，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一部分官职逐渐虚化，演变为荣衔或品位，无实际的职掌，或者职掌的内容难以考实。因此，注释此项内容时我们尽量贴近其所在时代的实际情况，务求简约，不能肯定的，则只能阙疑。

四、本文注释重要的词语，旨在沟通上下文意。对词语本身的意项类型，不做过多的说明；对相关的语法功能也不多牵涉。

五、重要而难解的语句，我们做总体的翻译或者说明其意义。对于那些需要相应语境才好理解，以及语句中包含着言外之意的情况，我们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补充。

六、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非常强调世系，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自高门士族。因此，本书最后附录了魏、晋两朝帝系简表，五幅东晋政坛中重要士族的世系简表，即（一）魏帝系简表，（二）西晋帝系简表，（三）东晋帝系简表，（四）琅邪王氏世系简表，（五）太原晋阳王氏世系简表，（六）颍川庾氏世系简表，（七）谯国桓氏世系简表，（八）陈郡谢氏世系简表。又，编著者行文之中常以字号、官职、爵号、谥号、庙号等为代称，故表中标注这些相关内容，以便对照。

本书撰述过程中参考了诸多前彦时贤的论著，除上文提到的余嘉锡、徐震堮、杨勇、龚斌四位先生的著作外，还有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蒋凡、李笑野、白振奎评注《全评新注世说新语》，刘强《世说新语会评》，以及一些相关的学术论著。他们的著述为我们理解《世说新语》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本书行文力求简约，相关著述未能一一附注，在此一并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本书的写作得益于我的老师袁济喜教授和钟仕伦教授的指导，书稿初成后，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老师反复商改、悉心编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限于水平，书中不足之处，敬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黎臻

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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