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取全后，所余仍为全”（序）
木 叶
乔达摩·悉达多出家前曾婚娶，妻子名叫耶输陀罗。他成为佛陀后，心存爱恋的耶输陀罗想以儿子罗睺罗打动佛陀，于是逗着罗睺罗去找佛陀，还曾对孩子说：“你去跟你父亲要求‘遗产’，他有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宝贝！”于是，罗睺罗跟在佛陀身后说：“佛陀！请施给我您的‘遗产’吧！”终于有一天，佛陀对弟子舍利弗说：“我不喜欢给他不真实的幸福和财宝，我所希望给他的是无量宝，所以，舍利弗！请你就收他出家，让他做僧团中最初的沙弥。”后来罗睺罗成为了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密行第一。
最初得知这一细节，我好奇于其真实度，近日在一本关于佛陀十大弟子的书中再次读到，触动我的则是其中的说法：遗产—无量宝。一个宗教的创始者，一个觉悟的人，能给亲生之子什么“遗产”呢？答案是出家修佛（之法），而非金银珠宝屋宇器物。这一幕或这一说法很可能经历了演绎，不过，实在动人，充满了象征性，意味着一种相互辨认，一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接续。而佛教本身又何尝不是在诸多“遗产”中展开自身，对于梵语文化，对于婆罗门教，对于印度当时的社会思绪以及修行方式，有所承继，亦多有破立，并将这种传承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群以及地域。
约是大学二年级时，我有一段日子比较着迷于汉译梵文典籍以及印度现代文学，而今想起来应是出于对《奥义书》和《摩奴法典》比较单纯的好奇，而一路看下来，印象最鲜新的则是《罗摩衍那》，虽看得谈不上多么仔细，语句之柔韧与迷人，故事之浩瀚，一直记在心间，还有便是感慨于诗歌可以写如此之长，当时朋友提醒说，《摩诃婆罗多》不是更为包罗万象么。这是一种怎样的遗产？年轻时，发狂似的阅读世界各国的诗歌，荷马史诗也悠长、磅礴而酣畅，但那种气息与印度两大史诗“完全”不同。我深深感到梵文以及印度的神秘。几乎在同时，也细读了《吉檀迦利》，不知是更喜欢诗歌本身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于泰戈尔身旁的那些志趣缤纷的中国知识人。这又是什么样的遗产？一种凛然，一种魅惑。
陈寅恪不止一次提及竹林七贤与佛教的渊源，《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之“清谈误国”篇中具体指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认为“竹林”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然而佛陀的“竹林精舍”确乎在前，且影响颇著。后来看了更多的资料，发现佛教和商业以及权力者有着广泛深入的因缘，无论在印度还是我国均如此，悄然丰富了我对佛教及其仍在不断生长的“遗产”的理解。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讲起《爱莲说》之远意很可能源乎佛教。钱锺书便认为，“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此外或许与道教亦不无关系。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实则，并非“独爱”，印度人早已喜之重之。至于，“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则非但将人与大自然相融会，更是将儒家的君子形象与莲花巧妙结合，寥寥数语，构成了一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也令我深思，中国儒家（包括宋明理学）、道家等思想和域外思想的相互渗透，也就是说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锻造和生发。
八年前，在《上海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美国学者那体慧大胆提出：早于玄奘的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并非出于鸠摩罗什之手；依据玄奘传记，他在四川获授《心经》约为公元六一八—六二二年，而印度现存梵本《心经》注则出现在八世纪左右，明显晚于玄奘译本；推论《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心经》系中国人“伪造”？当时看了，震撼，疑惑，而后又浏览几篇相关文章（那体慧的书较迟才得见），进一步打量关于佛教的一些定论以及未定之论。同时，也不由得联想到我的一位同学。我们一进大学就成为了好友，二十岁的样子，他便表示来日要写一部《玄奘传》，为此看了许多关于佛教，关于印度，关于大唐的书，并与我有过探讨。这也激发了我写一本《王羲之传》的念头。雨打风吹，春天随着春天而去，我们都食言了。但我知道，努力未曾止息。每个有志进取的人，均可能形成自己小小的传统，那也是自己留给下一时刻的自己的“遗产”。有时你还要校正它，甚至颠覆它——为了更好的自己，更锋锐的自己……
以上这些，看上去与金克木先生没有直接的关联，却又关系非常。在他的文章中，我得知“印度”这个名字是玄奘确定下来的（可见当初读《大唐西域记》时的粗疏），也让我对身毒、天竺、信度、印度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他所著《梵语文学史》中，我重新感受了“最初的诗”《罗摩衍那》的丰饶，以及它与《摩诃婆罗多》的异同，而自后者中“独立”出来的《薄伽梵歌》成为了印度教的一部圣典，还有就是戏剧名篇《沙恭达罗》和大史诗的渊源；《读徐译〈五十奥义书〉》，可以说是最突出地体现了他行文的一大特点，即，纵横于中国与印度、东方与西方、原典与新思，有参详，有评批，有遥想；就我有限的视野和理解，金氏《〈心经〉》现代一解》，在相关文字中最是言简意赅而又引人入胜；他以自己的语言之利指出，“空”与数学上“零”的对应关系，二者在印度语中是同一个字，而“零”（0）正是印度人贡献给人类的极轻盈而又极重要的文化财富；我还很喜欢他多次提及的“转识成智”之说；他还指出，泰戈尔不是用英语也不是孟加拉语，而是用梵语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说，这是我不曾想到的，尽管还不是很确定……正是透过金克木，以及陈寅恪、徐梵澄、季羡林等大家和一些专家，我们得以接近梵与非梵、佛教与非佛教、印度与非印度的更多质素，以及奥秘。
金克木
（1912—2000），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至北平，193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38年至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印度古典。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蜗角古今谈》《孔乙已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印度古诗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
木叶
原名刘江涛。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上海文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一星如月看多时》《水底的火焰》《先锋之刃》，编有废名集《少时读书》。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诗歌评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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