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_刘岳兵著_9787214255037

本书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集。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相关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和会议纪要；第二部分是“南开日本文库”书评文章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总结；第三部分是“文献拾遗”，旨在感受不同时代南开先贤的理智与热情。2020年是南开百年校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推出了“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第一辑19卷，作为校庆献礼。“文库”出版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国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表了多篇书评。2021年是南开大学 “新百年的开局之年”，在这“奋战新百年的第一年”，南开日研院将以上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作为南开日本研究继往开来的新起点。

前言（刘岳兵）

出这本书也是计划内的工作。但是呈现出现在的样子，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2019年5月6日下午，“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委会召集作者商议，一是请还没有提交最后校样的作者尽快提交，一是计划文库出版之后，来年出一个评论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文库第一辑19册顺利出版。9月28日举行了新书发布会。10月10日举行了“日本研究的新起点与前沿课题”高端论坛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研讨会，本书中收录各卷的书评作者大部分都克服各种困难到会了。在会前，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其中说道:

今天这个会的名字叫“日本研究的新起点与前沿课题”高端论坛，请来的都是日本研究界的权威学者和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高端”人物，同时也都是一直支持和关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老朋友。对大家在百忙中抽空来开这个会和一如既往的支持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南开百年校庆，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筹备，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第一辑19册。因为样书有限，只给一部分老先生寄了全套的，给大多数朋友寄的是单册。这十九本书，领域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教育、中日关系等方方面面，我们想请每一本书所在领域的最权威的专家，来对该书进行批评，旨在以该书为对象，重在讨论各个领域日本研究的“新起点与前沿课题”，再加上对这19本书，即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的总体成果的综合性评价，以期对百年来中国日本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我想这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简而言之，我们是想请各位来以这19本书或单册或整套为“靶子”、焦点，,探讨“日本研究的新起点和前沿课题”。通过各位或老当益壮、或年富力强的权威学者的分析和评论，使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工作离“靶心”还有多远，中国的日本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不仅对南开的日本研究是一件大事，在全国日本研究界，也一定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研讨会开得很有成效，不仅就各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会上会下作者和评者也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相约2020年3月底之前正式完成书评稿，然后编辑成册，正式出版。

没想到2020年的这个春天这么特别，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深化、扩大，一段时间，人们的精神非常紧张，大家只能宅在家里，有些资料用起来也不方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许多朋友还是如期地完成了稿子，特别是一些长辈学者，如王晓秋先生、宋成有先生、王晓平先生、周颂伦

先生等，收到他们的稿子，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请一些朋友谅解疫情期间我不近人情的催促，回想起来真是汗颜。

今年是吴廷璆先生诞辰110周年，吴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日本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2010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19年除“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收录了吴先生的《日本史通论》外，“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

库”也收录了《吴廷璆文集》(杨栋梁、郑昭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今年也是王家骅先生逝世20周年，王先生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日本思想文化及中日比较研究，在中日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2014年我们编辑王先生的相关论著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2015年为该

文集的出版专门举办了研讨会，以研讨会的成果为基础，201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儒学与思想史研究——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收录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中的王家骅先生所著《日本儒学史论》是南开日本研究后学翻译的王先生两本日文著作的合刊。本书收录吴先生和王先生的亲炙弟子杨栋梁和李卓两位教授的文章作为纪念，不再另收书评文章了。

将书名定为《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有一些想法在里面。“至竟终须合大群”是严修1902年第一次东游日记《壬寅东游日记》中的诗句。8月14日，其船中赋诗中的一首曰:

百万星球地居一，四分且让水三分。

棕黄黑白总同种，南北东西何足云。

儒墨卮言原破碎，佛耶界说更呶纷。

争存物竞有时定，至竟终须合大群。

其自注：“昨日福士笔谈，愤西人之虐黄种，戏作此示之。虽是戏言，将来必出于此，特今日所非宜言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严修当时以此诗点化福士感西人虐黄种之“愤”，反对公平正大的心智因褊狭的情绪障蔽，而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视西人、西教、西方文化为仇敌。他以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超越种族(棕黄黑白)、地域(南北东西)和文化(儒墨佛耶)的差异，相信眼下的生存竞争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将来同一个地球上的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终究会合大群、致公益，实现一种“美美与共”的大同境界。这样一种理念，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应对眼下还在世界蔓延的新冠疫情以及“后新冠时代”的世界秩序，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种理念不仅在严修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贯彻，也传递、渗透给了南开的后学。比如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13日《益世报》发表《南开大学教职员告国人书》，其中就提到“我们反抗强暴的帝国主义，我们却不主持狭隘的国家主义”。又如，1946年10月，南开大学经过战火的洗礼回到阔别八年的天津八里台举行复员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黄钰生秘书长在致辞中开篇便指出:“南开大学被敌人毁得最早、毁得最惨。敌人投降，南开大学复校，我们并不以复仇教学生。”而是主张“以智慧代愚昧，以创造代争夺，以知识代情报，这是一个大学的师生对世界、对人

类，应有的抱负”。这种理念或精神，是南开的日本研究者值得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的。

还有一个意思，副标题中的“南开日本研究”这个概念也是值得重新反思的。去年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百年南开”成为一个热词。“百年南开日本研究”也成为南开的日本研究者，至少在我自己而言，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为此，说了不少话，写了一些文章，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其实，在去年，我已经开始关心“百年”之前，即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前夕“南开人”观察、思考日本的情况，那篇介绍“南开思潮”的相关文字，就是见证。后来，特别是疫情期间，我对“南开日本研究”这个概念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要了解南开的日本研究，必须追溯到南开学校的“萌芽之时期”，必须从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津、从张伯苓亲睹国旗三易的痛感和奋起，,必须从小小的严氏家塾、从“南开校父”严修的思想行为开始挖掘。收录在本书中十万余言的《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编年初稿(1898—1949)》，是这几个月我的读书笔记，所记录的与日本相关或并不直接相关的史料，都感动过我，我非常感谢南开这份厚重的传统。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书没有读完，而且记录的这些史料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证，且以“初稿”的名义放在这里，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或许正是因为以上两点，我特别敬重和钦佩武安隆教授所做的工作。《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两先生1995年出过一个“点注本”(天津人民出版社)，这次武先生又将其“情有独钟”的这本点注的日记，加以大幅增订，将其“增订版”收入到“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中武先生所著的《日外文化交流史论》这本著作中。在该书的“后记”中，武先生已经对想为这本日记出个增订版的理由以及增订版和初版本的区别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该书涉及人物较多,但由于初版时资料条件所限，有不少重要人物未能注出。对这笔欠账，注者耿然于心，垂老难忘。”还说道:“个别文句的标点和个别人物的注释有误，亟须改正。”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令人感叹。而且，他也提到，在南开百年校庆之际，“再版‘校父’重要著作，体会他当年追求与推动教育近代化的苦心和努力，应具重要意义”。我完全赞同武先生的意见。增订版的工作及其意义，武先生说:“历经长年的搜求积累,，《严修东游日记点注》此次增订，除了得以改正不妥与错误之处，新增了人物注释128条。加上初版注释的223条，共有人物注释351条。这样，注释的人物占人名索引中所列500人的七成。大凡重要的人物，尽管详略不一，大体都作了注释。我想，这不仅为阅读本书的读者带来便利，也或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严修及其社会关系、近代教育、留日学生等多种课题，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资料。”实际上，武先生对严修东游日记的研究成果，我也是受益者。在为《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本资料集写“前言”时就参考引用过。这次能够将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严修东游日记点注》增订版合在一起收录到《日外文化交流史论》中，的确是学界幸事。编撰《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编年初稿(1898—1949)》，武先生的这本著作当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调查发现，严修在东游日记中提到的许多日本人,不少后来还有交往，有的甚至还请来天津做过教习。比如大野铃子其人，两次东游日记中都出现过，而且，严修还于1905年聘其为保姆讲习所教员。武先生著作第256页注释2，对大野铃子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考证。再如《严修年谱》1903年11月19日条所列《第一小学课程时间表》(见《编年初稿》)中的日本教师，在其第二次东游日记中似乎都可以找到线索。后来得知武先生专门为此课程表写过考证文章(《莫把弘文“时间割”误作“一小”课程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南开日本研究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1—487页)，才知道“那张课程表很可能是弘文学院直隶速成师范班自己使用的课程表”而不是“第一小学”的课程表。研究天津近代教育与日本的关系及严修所起的作用，武先生的相关成果无疑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武先生新书的第七章《来华日本教习与严修赴日考察》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前六章，主要采录了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这本著作可以说学界已有定评，和武先生商量，本书收录王金林先生在1995年第1期《历史研究》和已故刘毅先生在1993年第4期《日本研究》发表的两篇书评。这样结合起来，读者大概可以知道武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了。另外16本书的书评，或长或短，大多是这个紧张而寂寞的春天里的新作，如前所述，作者都是当今日本研究界的权威学者和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高端”人物，内容就无需我赘言了。

本书还专门设了一辑“文献拾遗”，旨在感受不同时代南开先贤的理智与热情。

今年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对于南开大学而言，“新百年的开局之年”“奋战新百年的第一年”，大概是会常常提起的。就国家而言，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意义都非常重大。再次感谢各位书评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作

业”，也期待今后我们能够经常在一起探讨“我们的工作离‘靶心’还有多远，中国的日本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类有意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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