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分为文化内核和物质外壳两个部分。道教的文化内核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主要是老庄思想为母体，由《易经》衍生出修炼模式，以生命问题为核心，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谶纬、阴阳五行、墨家及儒家的学说，在与佛教的互动中又吸收了很多佛教的元素，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宫观、道阶、器物等则是它的物质外壳。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学者们对道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宗教”依然存在争议。这是因为，道教的边界并不如其他宗教那般清晰，它似乎离现实社会很远，又似乎近在咫尺，百姓日用而不知。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道教发展史上，明清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道教在明代达到兴旺的顶峰，在清代又一落千丈。有明一代，道士破天荒进入行政中枢，负责王朝的礼仪和祭祀，很多高道通过道录司、神乐观、朝天宫等宫观衙门在礼部获得高位，如周思得、刘渊然、邵元节、张宇初等人，深受皇帝信奉，成为社会上层争相结交的对象。这些入朝的道士中，既有以“出世心行入世事”、被誉“道德清高”的高真大德，亦有被正史断为“妄佞”的“妖道”。神乐观等道教衙门作为道教的政治舞台，反映出道教,特别是正一道为了生存，虽然经历着道教内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争夺，但依然团结在中心人物的周围以抵抗皇室、言官、阉党、佛教等各方势力谋求发展的压力，使得有明一代见证了道教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最后勃兴。
进入清代，道教失去了皇室及权贵阶层的支持。若说清初顺治、康熙二帝为拉拢汉人还保留着对道教的某种优待的话，乾隆之后，政局趋于稳定，道教的政治地位便陡然下降。乾隆降低了张天师的品秩，废止了神乐观；嘉庆叫停了张天师的筵宴；道光则直接停止了张天师的循例朝觐，宫廷内也不再任用道官。可以说，雍、乾时的高道娄近垣是清朝最后一个贴近皇帝的道官。乾隆还下令禁止张天师或龙虎山法官到各省开坛传度，否则与天师一并议处。这样的禁令不但将正一道的法脉传承逼入地下，也大大降低了龙虎山天师府的地位和收入，正一道从此一蹶不振。全真教虽然有过短暂中兴，但始终也未为皇权所用。
纵观历史，道教的发展依赖皇权的支持和知识阶层的投入，皇帝有“一言兴废”的能力，但这也仅限于社会上层和权贵阶层，民间对道教的尊崇才是道教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不能忽略明清时期道教在民间的发展。事实上，清代道教的衰落，只是在官方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民间，包括少数民族所居之边远地区，道教仍在持续发展。明清时期，民间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生的道派、丹派，也新出了不少丹籍、道经，在明清“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下，民间还出现了具有明显道教特征和色彩的民间儒学流派。明清时期，大量华人向海外移民，道教随着华人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东南亚，在华人间的影响持续至今，渗入血脉，是华人与故土的精神联结。
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文化对道教产生强烈冲击，西方文化更以“科学”“民主”为名冲击着传统的中国社会，儒、释、道三教在此间都受到严峻挑战。民国时期，“科玄论战”后，道教更加首当其冲，以陈撄宁、张恩溥等为代表的道教人士进行了艰难的自救，这个过程可以说迄今都还没有完成。
道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精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道教文化进行扬弃，道教如何面对时代的冲击，是摆在研究者和教界人士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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