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_熊朝东_9787553111285

　本书特点：
　　一、博学贯通，集中归一。
　　二、详明背景，深探因果。
　　三、精到解析，思彻古今。
　　四、片言居要，警句生辉。

2016年4月，三苏祠修缮后新开馆，我曾以一首小词《蝶恋花》致贺：
　　奕奕纱觳容岂小。坡颍而还，文化光芒绕。千载读书人未少，华章飞舞芬芳草。世界仰瞻人满道，堂殿新辉，万紫千红笑。霄汉惊雷声不悄，振聋发聩驱烦恼。
　　因为2005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迁址眉山三苏祠时，我曾喜赋《蝶恋花》并用坡词“花褪残红青杏小”韵，故此词复用前韵；而在2017年11月贺眉山第八届东坡文化节时又再用前韵。
　　这首词的上片几句话，是我近年来积压于心的一点情愫，忍不住冲口而出。清代后期一位名声很大的书法家，在乐山留下一副对联，其上联以轻蔑的口气问道：“江上此台高，自坡颍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对嘉眉地区从宋至今的文化状态这么看，在当时就不够全面，在今天就更不符合事实了。所以，我大声地回答：“千载读书人未少，华章飞舞芬芳草。”
　　远的不说，我相信会有人研究的。自从1980年9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成立并召开首届学术研讨会以来，在眉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由眉山与全国各地协同组办的大型苏学研讨会已有数十次。在此过程中，眉山的文化学者研究队伍稳步地充实壮大，研究领域与时俱进地扩展拓新，研究成果量与质都不断提高。特别是2017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眉山人在弘扬三苏文化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新的认识和体会，随之更有新的举措和努力。我说“华章飞舞芬芳草”，当然首先是指眉山学人的琳琅满目的著作，我曾对一些媒体说：眉山是全国三苏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想灵活一点，这句话的意象，也是我对嘉眉地区当代文化建设成就的感受。
　　与眉山文化界的朋友交往快四十年了。我的总体感受是如坐春风，获益匪浅。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各有鲜明个性，又各有独特文风。但使我最感亲切的是他们那由眉山地理历史文化的熏陶积淀而来的东坡式的灵气与情韵。王勃说“人杰地灵”，孔子说“里仁为美”。人与他所处的环境不可分。现代传记学研究明确认为：天才只诞生于各自的特定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美的事物包围中长大的。东坡故里的美的濡染，体现在他们学习钻研三苏文化遗产中那种昂扬的传承乡邦文化的激情、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尤为使我钦佩。
　　几个月前，熊朝东先生告诉我，他的这本新书已完稿，希望我能为之作序。虽然我年过八旬，身体有各种毛病，家里和社会上又还有些推脱不掉的事务，但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其一，是他执着的钻研精神和勤奋作风确实使我感动；其二，是我心存愧疚。他已经出版了有关三苏文化的著作十余部，现在还马不停蹄地投入新时期东坡研究的项目，献上新的成果，真使我油然生敬。在多年的接触中，出于他的诚恳心意所希望于我的事，皆未如约。比如：很久以前，他想约我共治苏词，因我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处境困难，无法应允。他把百万字的《大写三苏>巨著赠我，希望我写点评议文字，而我因老伴癌症手术加上其他病，诸事干扰，后来竟未能执笔。凡此，我都一直愧疚于心。《论语·学而》：“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想到这些便觉得此事既是我义不容辞应当做的，也是历史提供给我的绝好的学习机会，没有理由不同意。

《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
　　但毕竟“天机不可泄”。伊太守连夜将天石砚量了尺寸，绘了图，亲手交托给他做侍卫的侄儿说：，“你带上这砚图到端州找良工按尺寸复制一方，制好带回，不得与外说，速去速回。”
　　二十天后，两方墨砚一模一样地摆在伊太守面前，真假难分。于是，伊秉绶把真品藏入柜内，据为己有。然后，堂而皇之地把那个复制品送到官库，郑重其事地让书吏笔录其事：“此乃苏文忠公之遗物，国宝也，宜珍藏之。”以备查询。
　　不久，伊秉绶告老回到老家福建汀州，对东坡墨砚更加爱不释手，亲笔写了“嘉庆五年修白鹤峰东坡故居得此砚于墨沼”，将字刻在砚底。又用一块质地上等的酸枣木做了一个砚盒，请知己、著名的考古学家翁方纲考证并写了“东坡先生德有邻堂之砚，先生书名在，为惠州府伊公得之，盖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癸酉四月翁方纲铭”，刻于盒上。这方天石砚便成了伊家的传家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方砚在宁化县政府的仓库里被发现，后被移交给文化部门保藏，而留在惠州府衙官库那块复制品，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收藏在广东省博物馆。那时，这两方东坡墨砚，由于真假难分，一时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案。直到1961年，经考古权威郭沫若鉴定，才确切认定宁化县那一方东坡墨砚是真品——天石砚。
　　话说回来，程夫人与苏洵有着相同的教学理念，当苏轼学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她便教导苏轼兄弟俩不能读死书，死读书，鼓励他们走出书斋，学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
　　游学，是古代读书人特有的一种求学方式。游学可分为两种。在春秋战国时代，主要表现在读书人以所学之长而游说于诸侯，目的是以展示其才华学识来博取官职。《史记·秦始皇本纪》：“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也满足了诸侯网罗人才的需要。后来，游学演变为读书人为增加学识，走出书斋，远游异地，从师求学的主要途径。同时，也便于读书人丰富人生阅历，加深对社会的了解，读懂社会这部“无字书”。
　　由此可见，在当时，程夫人确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宋仁宗皇j右二年（1050），苏轼兄弟俩已在眉山城西州学寿昌院刘巨（字微之）门下读完了三年官学，完成了科举应试的一整套规范化教育。用现在的教学标准衡量，也就是三年高中毕业，取得了高考的资格。
　　已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苏轼，生命的活力在血液里迅猛扩张、沸腾，思维活跃，犹如奔腾的骏马，急不可耐地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他向母亲程夫人提出要走出书斋，游学于家乡的名山古刹时，程夫人开心地笑了，儿子已经长大了，该走自己的路了。
　　苏轼在母亲程夫人的支持下，带着弟弟苏辙和同窗好友家勤国（字汉公）、家定国（字退翁）、家安国（字复礼）三兄弟，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走出书斋，走向第一个游学目的地——城西八十华里外的古刹名寺栖云寺。这年苏轼十六岁，苏辙十三岁。
　　栖云寺，在隋唐时就享誉西蜀，与青城山道教圣地一道，被誉为西蜀佛道两大奇景。栖云寺坐落在连鳌山上。这里是眉山与丹棱县的交界处，四周群峰耸峙，山不高而水清，竹树葱茏。在连绵百里的群峰中，相应聚集着五座山峰，每座山峰都酷似鳌头，故称“连鳌山”。栖云寺建于其中一座山峰。寺庙掩映在参天古柏之中，庙里终年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庙里的住持觉悟和尚，不但精通佛学，而且深悟百家学说之精华，是位饱学之高僧，他的学识名气远播四方，常有千里之外的读书人慕名前来拜师求学。
　　在这栖云寺，苏轼兄弟与家氏三兄弟一住就是整整一年。他们在觉悟大师的指点下，潜心修学，早晚与大师“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终日不倦。可以说，这一年奠定了苏轼儒家思想和政治信念的基础，也使他在学业上有了一个飞跃，同时，还奠定了他独具一格的书法风格基础。至今，在栖云寺废址旁的山腰上，还鲜活如初地留存着苏轼当年所书“连鳌山”三个大如屋宇的擘窠大字。
　　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苏氏兄弟与家氏兄弟于连鳌联句言志与苏轼挥毫题字的精彩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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