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杂语·理学札记》是蒙文通先生的著作，由“治学杂语”“治学杂语增补”“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理学别札”几部分构成。 蒙文通先生以史学、经学闻名，其史学由经学出，经学由理学入。经学的涉入需要些时间和功力，且专著多文言写成，所以他文章的普及度在今天还不高，所获声名也远不匹配他的学问。《治学杂语》部分是其治学过程中对于学术观念和方法的表述，讲到了史学、经学的过经过脉处，也讲到了一些非常细节的个人化认识，札记的写法，比较轻松浅显，这一部分是了解蒙文通个人以及其学术方法的捷径。《理学札记》是蒙先生更私隐的部分，非但是其学术的关键，更可窥见其人生认知。不急不躁，或数日一条，或一日数条，由心性生发，活泼爽利，直接宋明，是蒙先生打通人生、学问的最初点。

蒙文通（1894--1968），著名经史学家，曾任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著有《经学抉原》《古史甄微》《中国史学史》《周秦□□□□研究》等。

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不知人之所以为 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饭流歠而 问无齿决。不管做哪门学问，都应体会象山这层意思。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 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 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 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 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 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 思。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 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 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 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它们在地理、□□、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出中国古代□□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 系的看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 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 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 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 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宋刻元椠并不足贵， 章太炎就常说他是读洋板书的人。

 

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 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较中国少，反而长期 是个分裂局面，就因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中国这 个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国的历史和 现实讲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 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 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 季□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 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 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 的 。如 顾 炎 武 之《 日 知 录》 ， 赵 瓯 北之 《 廿二 史 札 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 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 盖鲜。

 

欧阳先生尝言：读《俱舍》三年，犹未能通。于 沪上见沈乙庵，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 学。归金陵，觅《俱舍》前诸书读之，又觅《俱舍》后诸书读之；又觅与《俱舍》同时他家诸书读之，读三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盖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 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 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能如欧阳大师 之三年犹知其未能通者鲜矣。大师读《俱舍》之法， 用于他书，何独不然。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 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 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 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 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