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的诗学世界_虞又铭著_9787552033052

本书围绕T. S.艾略特的诗学思想与建树展开多维度分析，主要特点有三：一是从动态角度勘察艾略特诗学理念的前后变化，关注“非个人化” “客观对应物” “诗歌戏剧化”等观念在其诗学思考中的自我更新；二是结合艾略特对民主制度、法西斯主义的复杂态度，通过对其社会批评与诗学批评的相互参照，理解其立场；三是将艾略特的诗学探索置于西方诗学与中国诗学的双重坐标中，在多元比较中辨析其成就与局限。

S.艾略特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闳中肆外，在文学史及批评史上意义重大。国内外虽已有了数量可观的相关著述，但仍留下不少值得推进与补正之处。本书研讨的起点，是将艾略特的诗学思想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观照。这一方面意味着艾略特各方面的诗学主张有着内在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诗学思想有着前后相继的变化与发展。在此整体性观照的基础上，我们再将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及创作置于西方与中国的宏观坐标系中，通过多个主题的比较看其具体的成就与位置、局限与可能。

一

从具体观点上，本书的写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证明。首先，艾略特早年提出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客观对应物”以及“诗歌戏剧化”等主张，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被诗人自己不断反思与挑战，进而得以深化或改变。他的这种开放的、敢于修正自我的态度曾以其惯有的自嘲，出现在他对自己的批评及创作生涯的回顾中。“那么那些经历了成功的总结性文章与术语又怎么样了呢？比如‘感觉力的分化’以及‘客观对应物’。同时我还想起了为《标准》杂志所写的那篇《批评的功能》。隔着如此久远的岁月，我不确定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术语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成立。当诚挚的学者与学生写信给我寻求解答时，我总是无言以对。”他甚至明言，自己早年提出的这些观点，之所以广为流行，就在于那一股年少气盛、意气冲动。“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年轻人的武断。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事情非常简单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保留，比如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用更多的括号来补充说明。我们关注对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以极大的宽容心甚至同情心来看待对手。但当我们年轻时，我们对自己的意见是如此自信，相信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我们激情四射、愤愤不平。而读者呢，即便是成熟的读者，他们喜欢的也就是这样的自信的作者。”可见，艾略特对其早年提出的那些著名诗学观点的草率与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观点因其提出时的草率与直接，很容易被作简单化的理解。因此，要获得它们完整的诗学意义，了解艾略特在其中寄寓的多角度的诗学思考，就必须以动态的眼光考察艾略特诗学思想在稳定之余的前后期变化。第二，本书认为，艾略特并不是一个主张二元对立的宗教诗人，他的基督教追求中包含着浓厚的对现世的执着，这不仅仅是说他关心现实，而是说他把“当下”与“现在”看作通向永恒的必经之路，这决定了时间、当下、经验、感受是其诗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维度。第三，艾略特的诗学倾向既有超越其名声的前沿性，又有其因循保守的一面。比如，他的某些反本质主义的想法，使其与解构主义思潮遥相呼应，而他在表现经验时过强的把控态度，又使其被认为未跳出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窠臼。最后，经过对艾略特诗学本身复杂性的梳理，我们也将看到艾略特诗风在中国的强劲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其中囊括了许多积极的改变。而艾略特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所作的打通，也使其与中国古典思想发生着有趣的共鸣。

二

上述总体思路与具体观点的提出，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所作的推进与回应。我们在蔚为大观的艾略特诗学思想的研究中，看到各种细致切入的角度以及精准的观察；在近来学界所关注的艾略特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艾略特的生态诗学面向等问题上，我们也看到认识艾略特诗学的新的角度与可能。对艾略特诗学思想与特质的研究方兴未艾，也仍值得深化。

在英语学界早期的艾略特研究中，较为全面的是《T. S.艾略特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1958）一书。评论家马西森（F. O. Matthiessen）以九个章节，对艾略特的核心诗学思想及主要作品进行了全面分析。最重要的是，作者能够注意到艾略特诗学思想的辩证性。譬如，在讨论“客观对应物”说的第三节中，他就指出艾略特在主观情思与外在意象之间搭建的“完全对应”的桥梁其实并不稳定。外在意象常常具有多元的指涉，比如《圣灰星期三》中承载“我”向上攀登的旋梯就同时表现着诗人的向上超越之心和向下返回感官经验世界之意。正因为看到意象和情感之间复杂多元的内在搭配，马西森指出，艾略特自己对“客观对应物”的运用显示出的是“根本上的戏剧性”。这一观点避免了对“客观对应物”说的简单理解。但马西森并没有穷尽问题的全部，比如他对“客观对应物”作了文学表现上的分析，但这种戏剧性表现背后包含着艾略特的哪些自觉不自觉的考虑与自我更正，仍有待挖掘。

学者们不但注意到艾略特诗学思想本身的复杂性，还注重从文学史、批评史的角度来纵向考察艾略特。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罗伯（Edward Lobb）的《T. S.艾略特与浪漫主义批评传统》（T. S. Eliot and the Romantic Critical Tradition, 1981）以及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T. S.艾略特与批评的哲学》（T. S. Eliot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1988）。罗伯的著作反思了艾略特诗学思想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他在“非个人化”主张、动态传统观以及对感觉的强调中，看到了艾略特与济慈之间的联系；在主客体的统一中，看到了艾略特与柯勒律治之间的承接；在艾略特的“统一的感受力”说中，看到了华兹华斯对童真与原始感受力的重视。所有这些都说明，艾略特与浪漫主义传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一研究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艾略特，正如罗伯所说，它也将促进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主义的传统面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罗伯的这一研究在艾略特诗学思想本身的复杂性的探讨上显得有些不足。舒斯特曼的《T.S.艾略特与批评的哲学》聚焦于艾略特中后期的诗学思想，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主义和开放性作了梳理，并从分析哲学和哲学阐释学角度把艾略特与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进行某种相似性上的比较。这是对艾略特诗学思想研究的一次颇具冲击力的推进。不过，可与艾略特作比较的诗学浪潮还有很多，本书以新批评、解构主义为切入口，来看艾略特的诗学贡献与特质，但在另一方面，诗歌史的发展也彰显出艾略特的局限之处，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还有许多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展开对艾略特诗学思想的论述，如弗里德（Lewis Freed）的《T.S.艾略特：作为哲学家的批评家》（T. S. Eliot： The Critic as Philosopher, 1979）、斯卡夫（William Skaff）的《T. S.艾略特的哲学：从怀疑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诗学1909—1927》（The Philosophy of T. S. Eliot： From Skepticism to a Surrealist Poetic 1909-1927, 1986）以及恰尔兹（Donald J. Childs）的《从哲学到诗歌：T. S.艾略特关于知识和经验的研究》（From Philosophy to Poetry：T. S. Eliot’s Study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2001）等，均有力地提升了对艾略特精神探索的认识。

弗里德的著作将艾略特的诗学思想与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布拉德雷对批评家艾略特所起到的不是边缘性的而是核心性的影响”。这一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艾略特攻读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撰写的毕业论文正是《F.H.布拉德雷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 H. Bradley”），晚年的艾略特也曾回顾说布拉德雷对他的影响巨大。相对来说，这一点在国内的艾略特诗学研讨中并未得到广泛重视。弗里德从多个侧面揭示了艾略特的文学主张与布拉德雷唯心主义之间的联系，但仍留下一些遗憾。比如，在指出“统一的感受力”说的布拉德雷主义基础的同时，弗里德未能看到在感觉与思想的整合之外，艾略特还将个体性的感觉深深嵌入形而上的信仰的探寻中，在笔者看来，感觉、思想和信仰三者之间的结合才完整地构成了艾略特所说的“统一的感受力”。同样重要且有待整理的是，艾略特诗学对时间性的强调当中所包含的布拉德雷的影响。

相对于弗里德，斯卡夫在解析艾略特诗学的过程中涉及更多的哲学家。他从布拉德雷、柏格森、罗素等人的哲学影响出发，解释了“传统与个人才能”“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等概念的形成。无疑，这对从哲学史的角度把握艾略特诗学思想极有意义，但艾略特自身思索的多元性则相应淡化了不少，他脱胎于这些哲学影响而展露出的后现代性也未能得到充分揭示。

恰尔兹所作的分析精湛而细腻。他从七个方面论述了艾略特诗歌中的“知识与经验”，主要包括艾氏创作中的神秘主义、象征主义、柏格森主义、布拉德雷主义、美国特征等方面。然而，同样因为是从哲学观念出发，恰尔兹著作中对作品的解读被限制进了种种框架，艾略特诗学自身的演进也就很难得到呈现。而且，有的时候，诗学表现与各个影响源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本身也很难划定界限。

除了从其诗学主张、哲学背景来对艾略特进行探讨，国外学者也会从其精神追求的复杂性来看其诗学表现。前述马西森的著作在题为“艺术品的整体”的第五节中，就敏锐地指出，艾略特在表达宗教追求过程中还交融着一份怀疑主义精神，在对永恒纯净之地的渴望中，没有以否决现实生命为代价。他颇具说服力地引用了艾略特对帕斯卡、丁尼生等人的论述来说明这一点。马西森的这一观点在美国评论家罗森萨尔（M. L. Rosenthal）那里有着明确的响应。在《驶入未知：叶芝、庞德、艾略特》（Sailing into the Unknown：Yeats, Pound, and Eliot, 1978）和《现代诗人》（The Modern Poets, 1965）两本书中，罗森萨尔都明确地指出艾略特具有宗教怀疑主义。他甚至指出：“也许我们该看到艾略特先生的宗教关怀只是表面上的。当然，诗人本身对待宗教关怀的态度是严肃的。”出于这种认识，罗森萨尔细致地揭示出艾略特诗行中的微妙与立体之处。马西森和罗森萨尔的分析，展现出一个更具现实关怀的艾略特，但指出其宗教追求中具有一定的怀疑成分，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艾略特精神追求的真正特点在于，他探寻的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宗教信仰，力求克服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分离、瞬间与永恒的割裂。只有把对其宗教追求的理解推进到这个位置，才能就其中的诗学意义——“当下”与“瞬间”的强调、统一的感受力等——作完整的把握。

三

除了对艾略特的诗学特质有着持续的考察，当下西方学界对艾略特的另一热点关注在于艾略特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的讨论尚未能够与对艾略特诗学思想的梳理充分结合起来。我们尚需在政治观与诗学观的综合对照中，推进对艾略特的完整认识。

对艾略特法西斯倾向的所有批评，缘起于艾略特在20世纪20年代编辑《标准》（Criterion）时所采取的颇具争议性的政治立场与态度。艾略特不但接纳对法西斯主义持同情态度的作者的文章，同时也亲自撰写并在《标准》上发表了《法西斯主义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Fascism”）一文。这篇文章是对五本著作的书评。五本著作对法西斯持不同意见，而艾略特在评论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成为艾略特最常被诟病之处。比如他提到两位英国作者巴恩斯（J. S. Barnes）与里昂（Aline Lion），都是“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同情者”，而他也含蓄地表达了对这二人著作的敬意：“因为对政治观念感兴趣，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我发现这最后两本书是最重要的。但阅读其他三本书又能对批评巴恩斯先生与里昂女士的理论起到有价值的帮助。”尽管艾略特在文中也对法西斯主义提出了批评，但他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是更好的选择，相反，他拉平了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政治制度的距离，认为它们都应该受到批评。艾略特说：“人们从政治话语中获取情感上的兴奋，如同从其他类型的话语中所能获得的那样；‘民主’‘法西斯主义’‘君主制’‘共和制’‘帝国’等词汇给不同的个体带来各种各样的行为上的刺激；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不会对这其中某个词汇产生特定的回应。始终致力于去信奉些什么的人类是可悲的——尽管不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总是那么可笑。”

艾略特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不明确的态度，招致了大量批评。当然，也正因为他表达上的模棱两可，批评家们在艾略特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程度上并无一致的判断。有的批评家比较直接，不留情面，比如杰梅·斯塔耶（Jayme Stayer）认为“艾略特对法西斯主义有兴趣并不是个秘密。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着迷于初期阶段的法西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四分五裂，而布尔什维克革命又在其浪潮中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许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中产阶级）认为，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种族对立等问题。许多持此观点的人都认为，民主制度应部分地或者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战争负责，正因为此，需寻求新的制度”。更有学者在艾略特与意大利的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之间找到共鸣之处，“墨索里尼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中化的、威权式的民主制度’，这与艾略特及刘易斯的想法完全吻合——虽然此种集中化的、威权式的政府对‘民主制度’这一标签的态度并不明确”。

有的批评则相对温和，细腻地指出艾略特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是有距离的，认为艾略特只是在法西斯运动中看到了人们对欧洲民主制度的弊端所进行的反思与批判，他同意的是法西斯运动所体现的克服社会混乱的诉求，所以“艾略特不是任何后墨索里尼法西斯运动的支持者：他支持的是促生法西斯主义的那些观念，但又看到实践中的失败已充分证明这些观念的不可行”。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把艾略特在法西斯问题上含糊不清的态度定位为欧洲右翼保守派的政治立场。这一立场在伊格尔顿看来，是艾略特及其编撰的《标准》杂志的作者们——伍尔夫、劳伦斯、叶芝、赫胥黎、温德姆·刘易斯、E.M.福斯特等——的共同选择：“并非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右翼分子，但他们呈现出来的右翼面目却极为显著。在一个文化出现了危机的时代，正是这些离散者与隔绝于世的人可以踌躇满志地带着雄心抱负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作出回应。因而，也正是这些对现代文明提出最具探索性问题的人，才能创作出最好的文学艺术。但是，这些焦虑不安的人也是最偏爱专制政治的。这么多作家在对历史危机作出回应时，寄望于绝对权威，赞同暴力镇压反对性元素，他们的这种启示录式的诉求是我们享受这些艺术佳作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如此选择的话。”

在温和的批评中，史蒂夫·艾力斯（Steve Ellis）的意见似乎最为具体和公允。他通过对《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等艾略特中期作品的解读，指出艾略特是反法西斯的，但反对得过于抽象，只关注到法西斯主义有替代宗教的倾向，而没有真正有力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的各种暴行：“艾略特对慕尼黑的反应当中模糊不清的一处在于，他对于国际政治或政治人物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对于张伯伦与希特勒的各种戏剧化的谈判，对于德国在领土扩张上的野心——所有这些被报刊以及慕尼黑协定之后出版的图书所跟踪的话题，他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实际上，慕尼黑谈判只是促使艾略特聚焦于他身边事情的发展变化，只是让其聚焦于他自己对社会健康度的诊断。”

上述对艾略特法西斯倾向的批评，或尖锐或谨慎，观点多元，但要更准确地评析艾略特的“法西斯情结”，还需引入艾略特的诗学观念来作参考对照。从社会政治观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艾略特的诗学观，而其诗学上的立场与变化则可为其社会政治观提供佐证与说明。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思想的自我颠覆与发展完整地映现了他在政治上从法西斯的“同情者”到批判者的转变过程，本书第二章首节将对此作出梳理。

从生态批评角度理解艾略特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有的学者认为，《荒原》当中所提及的坎农街酒店、大都会酒店、低泰晤士街鱼市，以及威廉王街、穆尔盖特金融中心等，象征着一个已经秩序化了的、等级化了的商业经济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城市人彼此之间被间离开来”，就连性爱经验（如《荒原》中《火诫》部分）也显得任务化、机械化了。这种破碎的、不自然的社会现状只能通过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生态经济逻各斯”来加以克服。这样的论述的确提示了艾略特所暗示出来的商业经济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原本亲熟关系的失落。与此思路相接近，特布兰谢（Etienne Terblanche）在《E.E.卡明斯：诗歌与生态》（E.E.Cummings：Poetry and Ecology, 2012）一书中对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土地”意识作了更为浓墨重彩的揭示。艾力斯（Steve Ellis）的论文《一个营养不足的世界：T. S.艾略特戏剧中的食物与饮品》（“An Under Nourished Universe：Food and Drink in T. S. Eliot’s Plays”）则将生态批评应用在了艾略特的戏剧作品上，文章讨论了艾略特剧作中吃喝场景总是缺失的问题，认为这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食品配给制度的现实背景，又暗示出艾略特所忧心的传统丢失的问题：人们了解食物，但在世俗化的世界中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食物所蕴含的宗教意味。“艾略特绝不是对食物不感兴趣，那么，这其中表现的是他思考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世俗化与精神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好的食物、适当的餐饮是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健康观念又与正确的、精神层面的考虑相去甚远。”

至于艾略特与生态主义有无实质性的接触，有的学者也给出了证据。迪亚铂（Jeremy Diaper）在《T. S.艾略特与有机主义》（T. S. Eliot and Organicism, 2018）中就指出，艾略特《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的题记中所提到的菲利普·梅勒（Philip Mairet）就是当时活跃于欧洲的重要的生态主义者，而梅勒关于文化无法设计（prearranged）、只能养成（cultivated）的观点完全充分地复现在艾略特自己关于文化的看法中。迪亚铂此言不虚，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拒绝将文化视为一种产品，而是将其视为由一颗种子长成的大树。这一文化观所体现的生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可以印证他的生态关怀。

生态批评提醒我们从自然与社会、现在与过去等角度，来理解艾略特的写作用意，视角独特，但其中所涉及的传统、宗教、记忆、文化、个体的位置等，仍旧需要我们详加考察，梳理出它们对于艾略特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简单地点出它们的重要性。因此本书无意从生态批评角度来进行一次艾略特研究，而是要在吸取生态批评启示的基础上，尝试去解决生态批评未加明确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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