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幸福就在我们身后（彩插版）_麦家著，张学昕编_9787565227653

　　“人文阅读书系·少年中国”系列立足中国文学的高度，以名家名作为重要牵引，挑选出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篇章单独成册，引导青少年从经典中品读、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文素养。
　　《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幸福就在我们身后（彩插版）》精选作家麦家《天外之音》《寻找先生》等小说，及《博尔赫斯和我》《思念索拉》等散文，同时文前有评论学者针对选文进行导读，给予读者文学上的启迪。

　　洞悉和破译人性的幽微
　　余夏云
　　因为《解密》、《暗算》和《风声》，麦家爆得大名，为人所知。他善写“黑暗”世界里的天才、怪人，以及他们种种匪夷所思的“历险故事”。独特的题材、流丽的表述，再加上云谲波诡的情节，这些要素都适足以牢牢地抓住读者的眼球和芳心。他的作品常常被冠以“谍战小说”、“特情小说”或者“新智力小说”的头衔，名头响亮，好听好记，尤其利于一般的读者和专业的文学史家来对他进行定义和归类。但殊不知，这般便捷的处置方法，实际上有碍于我们了解麦家的全部。鱼龙百变，而我们通常只了解到事物的一面而已。
　　我愿意称麦家为“坏孩子”。这样的小孩，往往心存狡黠，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姿态，给人难堪。孩童纯真好奇的本性，在他们身上，竟有一点剑走偏锋、刁钻古怪的意味。英语所言enfant terrlble，此之谓也。麦家的“坏”，当然不在于他的文字。同一般的作家相比，他的文字尤其称得上干净整洁，绝无佶屈聱牙、故弄玄虚的现象，俨然是一个文字的模范生。他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所用的词汇量，更不超过一个普通高中生所能掌握的范围。如此素朴地行文叙事，何“恶”之有？只不过是昭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过，放宽眼界来看，在当今这个理论需要叠床架屋才够、语言非踵事增华不行的年代，恐怕如此的率性坦直就真是一种“恶”了，至少它对我们念兹在兹的那个“文学性”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可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华丽辞采或高蹈破格为核的“文学性”，是否也只是吾人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或偏见？“文学性”果真只有在日常语言时，才复成立或于焉浮现吗？
　　麦家的“恶”，似乎也并非来自他的题材。孤胆英雄、怪癖天才、谍战勾心，只要我们顺藤摸瓜，便大有文章可做。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热战方偃、冷战又起的背景下，诸如《绿色尸体》《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等反特小说，以抄本形式流传民间，备受追捧，我们就知道麦家的小说其来有自，并非是为讨好当代读者的窥淫欲望而特制、生产。不过深入文本，我们也总能觉察到他的谍战英雄，常有一丝变味走调的嫌疑，恶作剧的意味十足。原本“高大全”的红色英雄，在麦家笔下，变得脆弱不堪，尤其是在现实生活面前一击即碎。《暗算》里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瞎子阿炳天赋异常，听风辨音不在话下，却被老婆戴了绿帽，郁郁寡欢，最终以触电自决；美女特工黄依依，不仅妖冶热辣，更是解码运算的一把好手，但是天妒英才，这样的奇人竟因一头撞上弹簧门，然后又无巧不巧地碰到自来水管的接口而一命呜呼。凡此种种，不能不说其人的情节设计过于突兀，戏剧化的包袱过重，常要令人瞠目。可是，我们尤要追问，这种短命天才的戏码，与那种九死一生、迎来节节胜利的“长生叙事”，中间又有多少差异呢？一个死得快，一个死不了，麦家的“恶意”竟是以这样一种走到反面的方式来加以呈现，不可不谓用尽心力搞怪。
　　除此，更甚者还在于麦家小说于剧情上的直转急下，常是由故事里的叙事者宣告出来的，而不是借着丝丝入扣的剧情来一步步演绎的。比如在《解密》里面，当我们还在翘首以盼容金珍如何发挥巧思破解密码，或者至少对这密码的玄妙愿闻其详之际，麦家就迫不及待地以一句“容金珍破译紫密”草草了事，对其中原理、原委一概敷衍塞责，令人大呼不快或者草率。这种于高潮处轻描淡写的风格，往时髦了说，是过于佛系或者说性冷淡。而往坏了说，就是叙事的火候不够，蜻蜓点水弄得个本末倒置。前面倚马千言做足噱头、吊人胃口，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又黔驴技穷、虎头蛇尾。可是扪心自问，我们对于所谓的“叙事高潮”又有多少自己的见解？或者说，故事可不可以借着这样的“反高潮”“去高潮”来加以展现呢？法无定法，我们对“高潮”的无意识期待，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既限制了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同时也阻碍了对一个作家的把握？
　　麦家有心变过程为“高潮”，令结尾成“生活”的做法，在他的许多小说里均历历可见。选在本辑里的《飞机》一篇，即为一例。表面上，小说引“机密”作为叙事的动力，带动故事发展，从搬家、就业、入学、升迁，直到最后被捕、自杀，诸多变数均有意见证这个高潮的逐步到来。但是，故事一路波折，虽时时悬着一个“机密”的幌子，可直到最后我们也无从知晓此“机密”到底为何物。所有的叙事环节均在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情上盘桓逗留，有心的读者甚至可以冷不防地问一句，剔除了这个“机密”的噱头，小说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又有何差异？而我想麦家的“恶”可能就是在这里了。他拉虎皮做大旗，明里是要答复或满足我们那因一知半解而起的好奇，讲机密、讲行伍。而他既然有心起头，加上又有多年的部队经历，如今要现身说法，那我们也自然满怀期待，看他如何穷尽想象之能事，巧舌如簧地编织或复原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世界。可孰知，细读之下，他竟说得如此空洞无物，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他的描述就和我们捕风捉影的知识一样贫瘠抽象，甚至就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小说，非但不能平复吾人求知的好奇心，反令原本模糊的东西，变得更加缥缈。而这一切就好像调皮捣蛋的小孩，明明已经把食物送到你的嘴边，但很快，他又反手把它送回了自己嘴里。
　　当然我们说，这样的“坏”其实有它的抱负所在。小说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要求细节、问缘由，可能没有百科全书来得适合。读小说，我们一般不会带着很强烈的求知欲。比如，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你不会苛求她写出战争是何物。可是到了麦家这里，大家有种普遍的冲动，想要把这个编码解码的工作弄清楚，或者至少说要知道一个头绪。这可能和题材有关系。千古文人侠客梦，那么读者呢，可能也有某种自我挑战、自我期许的白日梦，就是想要破悬解疑。但是，麦家的小说说是“解密”，其实答案早已写在了开头，无须我们绞尽脑汁。比如他写《风声》，读者们就要猜谜，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老鬼。但实际呢，李宁玉的名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早就把这个结局给交代了。换句话说，麦家把谜底写在谜面里，其实有他的幽怀别抱或声东击西的意图。
　　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想麦家是用密码密电做了一个比喻，那就是深不可测的人心和人性。这两个东西也同样抽象无形、层层加码，令人难于窥破，就好像他笔下的密码，不是叫“黑密”就是叫“紫密”，统一的幽暗深邃，遥不见底。有时候，麦家甚至暗示，身体或者人本身就是一种现成的密码。《天外之音》遥拟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这一名篇，爬梳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秘辛，讲述一位久病的小镇青年，虽热衷保家护国的事业，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生前蜗居后方看守库房，直到死于肺病。不过讽刺的是，他死后时来运转，为国重用，尸首被乔装打扮用于运送军事情报。以后旗开得胜，立下汗马功劳不在话下。只可惜此“我”已非彼“我”，李代桃僵，“我”最后连自己的姓名也失去了。乍读之下，小说似要控诉战争对人的戕害、剥夺，直证它以减法的方式将人弄得体无完肤、尸骨无存。可细加咀嚼，这样的减法，毋宁又可以反转为加法。比如，“我”并不是丢掉了一个名字，而是多了一个名字。而所谓的“为国捐躯”，当然更有了话外之音，它不再把死亡看成奉献的终点，恰恰相反，仅是一个开始，以后若被写入历史，更是意义重大，价值无可限量。可以说，正是借着这样一种由无到有、以少当多的技法，麦家兀自揭示了密码的本质就是伪饰赋值，涂抹事物本来的价值和面目。在密码的世界里面，原样、表面都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阻碍。是此，“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谚，经麦家之手，不再表达转折的意思，而是新造成了一种因果构造，即正因为知人知面，所以无法知心。
　　“坏小孩”无理取闹，却也无不警示我们，其捣鬼的勇气和依据到底何来？是大人的放纵宠溺，还是他们自有一套行事的逻辑规则，并不足为外人道？在我看来，麦家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别样思考，或是他搞怪使坏的原因所在。比如，《解密》表面是写天才少年的成长历险，可暗中却穿插百年中国的历史起落，中间尤要涉及许多政治浩劫给人带来的摧折和苦痛。虽然这些叙事如上所言语焉不详，无助于高潮的到来，却无不吊诡地引出如下一种悖论式的提问，即历史的真实到底是得自言之凿凿、巨细靡遗的细节叙述，还是麦家式的只言片语、抽象概念？毕竟时间已矣，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这个东西，多数是由后之来者或者当事人在事后撰写。碍于记忆和经验的生理限制，我们不由地要揣想，这些所谓的言之凿凿，是否也总有一点添油加醋的嫌疑？而如果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并不因此而变得决绝和虚无，认为历史宛如故事，总是由人讲出来的，所以难逃虚构的本命，那么，我们至少要承认基本的史实其实从来未变，变化的只是附着在上面或徘徊在其周遭的那些细节而已。如是，我们就等于承认了麦家大而化之的无高潮历史，反而更近乎实际。因此，他的恶作剧，也便有了一丝反讽的味道，对所谓的真假虚实，做了一个并不讨喜的处理或暴露。
　　麦家的真实观，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言的“诗比史更真实”有几分酷肖，却又不尽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文学之所以比历史真实，是因为它可以写出现世的可然、未然或应然，而历史却仅能处理时间之流里的实然。是题材上的分野，造就了功能上的差异。但对麦家来讲，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既然两者都牵扯讲述的问题，那么，关键的就不在于我要讲什么，而是这个讲述的能量和阈限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就着有限的材料，我能怎么讲。在这一点上，麦家更靠近他的五四前驱——茅盾。在他所叙写的一系列历史小说中，茅盾企图用大量的历史细节来复原一个全景式的时间存在，并试图说明这些细节如何有志一同地证实了一种目的论式的历史走向。不过，当茅盾越是广泛地去征用各种细节来表现历史的必然时，他就愈发意识到，杂沓的细节之间竟产生了相互的排异，从而无法形成一个合力，以至于他越写越写出一种不可能。而麦家呢，他干脆把这种叙事上的困境，变成了他的一个特色。既然从前辈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言多必失，那么，他干脆三缄其口，暗示我们的讲述和历史之间总也隔着一层，需要我们不断地调整讲述的方案，才能触及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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