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思想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什么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一时成为教育学界人士讨论的热点之一。
1982年5月,中国教育史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根据年会的精神,我向大会提交了《论19世纪上半期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一文,对该“运动”作了简要的评介。在外国教育史分组会上,该文曾引起同行们的兴趣,认为当时针对长期来“传统教育”不重视学生自身身心发展规律的弊端,提出教育应该心理学化的问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很值得认真探讨。年会之后,该文发表于《教育研究》,后来又被汇编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杜威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我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感到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比较偏重教育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强调教育的社会制约性,这固然不错,但对教育的心理方面的研究,对如何使教育更好地合乎受教育者的心理,强调教育的心理学依据,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则重视不够或有所忽视。而从西方教育史来看,早在1800年,裴斯泰洛齐就明确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呼吁,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阐发。接着,在19世纪上半期的西方还掀起了一场教育心理学化运动。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孟禄在其《教育史教科书》(1910)中曾辟专章论述这一运动,肯定其具有重要意义。其实,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研究还是很肤浅的,只是想借此文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抛砖引玉。而令人高兴的是,此后,在我国,愈来愈多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在这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有些同志在有关的专著中也辟专章或专节评介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潮,或简介某些教育家的有关教育教学心理学化思想,也有些同志则撰写专文评述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等人对教育教学心理学化的贡献。近几年来,更多的同志则对各门学科的教学心理学化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论文,从而使教育心理学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阅读同行们对教育心理学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受到许多教益和启迪,也因此激起我一直对教育心理学化问题怀有思考和探讨的兴趣。一方面,我愈益认识到教育心理学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育心理学化”的主旨和核心就是要求教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都能符合人的心理发展特别是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使教育活动或教育过程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和特点协调一致,既不脱离或违反受教育者的心理,又能更有效地促进他们更好地成长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教育者把心理学的知识充分地、有机地融合、渗透、应用于教育活动之中,为教育目标的最佳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依据。所以,无论从教育理论或教育实践来看,“教育心理学化”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正因为这样,在西方教育史上,从古至今,众多教育家和心理学家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论述和建议。另一方面,我感到,在我国的教育界,至今对“教育心理学化”的诉求和探索似乎还很不够普遍和深入,有的教师甚至没有听说过“教育心理学化”,许多教师都尚未建立明确的教育心理学化的观念。这对教师在教学中更自觉地应用现代心理学的有关知识理论、更严实地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施教,以更好地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显然是不利的。
基于上述认识和感触,并在一些同行好友的鼓励下,我对西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并撰写了这本小书。其意图是企望通过对西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之演进的评介和展示,能有助于人们对教育心理学化真谛的深入了解,有助于人们从前人对教育心理学化的探索和论述中吸取有益的教育教学思想“营养”,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历史发展的深入研讨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西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从萌芽发展到现今,经历了长时期的演进,内容十分丰富。本书仅从西方教育史的视角,评介了不同时代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演进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的有关思想,并按照教育心理学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特点,将其组合成上中下三篇,惟希望本书能基本上既有系统又有重点地展示西方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演进轨迹。诚然,这样处理是否恰当,也许只是笔者个人的一种探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深深感到,前辈们涉及“教育心理学化”的论著甚多甚广,他们在理解和论述“教育心理学化”时,一般都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基于自己的人性、心理、儿童、教育以至于哲学等方面的观点。在他们之间既有历史的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所以要真正全面、透彻、深刻地剖析他们关于“教育心理学化”的论述,实非易事。尤其是因为“教育心理学化”的主旨也是要求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联系、结合、联姻,这就意味着它似乎既是教育学的问题又是心理学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者相结合的问题,前辈们一般也正是这样立论的。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对它深入研究的难度。本人虽努力阅读有关的原著和参考资料,读读写写,写写读读,但因本人学识水平以及精力有限,很难写出满意的东西。本书仍然是“抛砖引玉”之作,对书中的缺点错误和未尽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