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流转：姜云川电影之路/中国电影艺术家传记丛书_姜云川著_9787106050894

　　《光影流转：姜云川电影之路/中国电影艺术家传记丛书》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电影艺术家传记”项目中的一部，记述从1942年姜云川在延安投身革命开始的艰苦奋斗的电影之路。书中姜老分析总结每一部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有他自己的书写，也有记者的访谈，既有电影言论，又有采访随笔，既有国内的人文地理探索，又有国外考察的见闻。每一篇文章都饱含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奉献。

　　一切始于延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陕西黄土高原中南部一片丘陵沟壑之间的故事，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走向。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延安。延安吸引了一批批理想青年冲破封锁线冒死投奔。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学习，保卫政权、发展友谊、建立影响。在延安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久成为建设新中国的脊梁。他们后来虽然大多离开了延安，但终其一生都在呼应着延安精神的感召。
　　88岁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原副总编辑姜云川，就是一位典型的“延安青年”。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八路军战士，到成为《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延安生活散记》《纪念白求恩》《南泥湾》《红旗渠》《黄河万里行》《新的长征》等著名新闻纪录片的编导，其人生的转折点完全发生在延安。
　　往事从未尘封。老人清晰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流淌的延水河畔。
　　一本“红色”笔记本
　　从1942年春到1946年，姜云川在延安生活了5年。
　　当记者询问姜老，延安时代留下了什么纪念品时，他想了想，从里屋捧出一本近乎“文物”的簿册。延安生活的艰苦与愉快，都凝结在这本珍藏了70年的笔记本中。
　　打开扉页，看见一个淡淡的铅笔字“姜”。记者小心地轻翻内页，这本笔记本与一般笔记本的不同之处立刻跳了出来。第一个不同，它特别“挤”，每一页都写满了字不说，字还特别小，一点边角都不留，其实这本笔记本的内容早已“超载”，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有横着记的，有竖着记的，还有夹花儿记的，看起来也要颠来倒去；第二个不同，它特别“讲究”，虽然密密麻麻，但看得出来记录者在用管理报纸版面的思维安排每一页的布局，显得满而不乱，时不时还有用圆珠笔画的风景插图，翻阅起来格外美观；第三个不同，它特别“杂”，细看内容，不仅抄写着政论文、诗篇，还有代数题、几何题、歌谱，以及姜云川的学习心得、生活日记、自己写的诗文等；第四个不同，它特别“花”，钢笔、铅笔、圆珠笔全上阵了，有的段落开头是蓝色笔写的，下一段就变成红色的了；第五个不同，它“保养”得特别好，尽管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多次迁徙，笔记本的纸张早已脆若蝉翼，色泽也被岁月侵蚀为黄色，但其规整，清晰，没有一张缺页，没有一处污渍。由此看来，主人是多么珍爱和呵护它。
　　姜老揭开了这本笔记本背后的故事：党中央为了鼓励识字班甲组的一批学员，派专人到国统区用黄金购回一些白色新闻纸，用这些新闻纸做成了笔记本，给每位学员发一本。在延安，物资的匮乏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不仅缺纸少笔，连墨水都常常供应不上。那些“红色”的段落并非红墨水写就，而是红药水。
　　“一到墨水断了‘档’，我就跑到医务室去，央求大夫给我的钢笔灌上一点俗称‘二百二’的红药水。”姜老笑着说。
　　为了报答组织的培育，姜云川学文化的决心比别人都要大，下的功夫更深，进步也更显著。早在从“人、工人、农民、八路军、打日本”一笔一画学起时，他就找到了警卫队的指导员武天真，和他结成干部战士“一对红”，把他当自己的业余老师。“我们约定：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雷打不动教我5个汉字。我保证：不管多忙多累，也要把5个汉字学会。并且做到会写、会认、会用，随时接受测试、检查。”升人“甲组”班后，姜云川成为总政治部黑板报的特邀通讯员，又在总政军报编辑陆地、宋养亮的鼓励帮助下，在全军大报《子弟兵》上发表了三四篇特写文章，得了一个“小文化人”的响亮外号。
　　由此，姜云川被破格提升为延安电影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全名“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团员，开启了从影之旅。
　　一支钢笔点燃记者梦
　　1923年农历重阳节，姜云川出生在华北明珠——白洋淀边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的姜云川给本村地主家割草放羊，长到十来岁了，没进过学校一步。他渴望读书，可是一墙之隔的世界离他太远。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放羊回来，趴在学校矮墙上看人家的孩子拍皮球、推铁环，正看得高兴，被学校管事的一把拽下来，狠狠往墙角一摔，让我滚蛋。我只好爬起来，背上打猪草的筐子，赶起羊群走了。”
　　195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分为二，以拍新闻纪录电影为主的队伍分编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影厂），从苏联拍摄《苏联农业机械化》和《苏联集体农庄生活》回来的姜云川被任命为总编辑部副总编，主管纪录片创作和新闻纪录片的编辑编导。姜云川的个人命运跟随着时代的浪潮时疾时缓，时暖时寒。在“大跃进”洪流中，他带领一个摄制组，东奔西走，苦干一年，完成23部长短纪录片，相当于一年完成了三年的任务，“多快好省”地拍出《山区的春天》《沸腾的广西》《领袖和我们同劳动》等一批优秀影片。到苏联专家撤返、我国发展建设遇到困难的时期，新影厂又拍摄了大量克服万难、发扬延安精神的影片，如《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胜利油田》《延安生活散记》《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等等，为鼓舞人民的信心燃起新的激情。《战斗的古巴》《坦赞铁路》《非洲之角》《万隆会议》《亚洲风暴》等一批反映中外友好往来的影片也在同期拍成。
　　“文化大革命”中，姜云川不可避免地成了“黑帮走资派”。大儿子被送到东北劳改农场；大女儿还不到15岁就被强行送到东北建设兵团；8岁的小女儿和6岁的小儿子被送到托儿所，不管什么节日，都不准回家，更不准父母探视……这比姜云川本人被关牛棚、挨批斗、刷厕所、游厂游街更令他锥心痛楚。
　　还是纪录片“解救”了这一家。1969年初，经周恩来总理点名，新影厂接到拍摄纪录片《红旗渠》的任务。这不是谁都能拍的，军宣队想到了姜云川，因为他曾参与《人民公社万岁》的拍摄，了解“引漳人林（林县）”的相关资料。久违的“老姜同志”的称呼又响在姜云川耳边，他连夜拿到了久别的编导证、副总编辑证，第二天就来到河南林县，看到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红旗渠，重返钟爱的新闻纪录事业。
　　在林县，摄制组又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拍完了红旗渠总干渠加宽
　　《红旗渠》制成后，立即轰动大江南北，许多外宾来林县参观。1974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带队去联合国大会，带去了十几部反映中国现状的影片，放映的第一部中国影片就是《红旗渠》。
　　紧接着，姜云川又拍摄了向国庆25周年献礼的《黄河万里行》。影片于1973年完成，却一直无法问世。“我们拍了许多黄河两岸的巨大变化中的新人新事，对一般的政治运动就有些忽视，如‘批林批孔’就没有涉及，为此‘四人帮’百般刁难，审查未通过。”姜老幽默地说。直到“四人帮”被抓，才准此片发行，此时《黄河万里行》已由新闻片变成为一部历史片。
　　离休前，姜云川怀着极大的热情，恋恋不舍地拍摄了最后一部影片《新的长征》。“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中国重走光辉大道，我知道还有很多重大事件需要宣传，我们厂也会有许多纪录片需要拍摄，但我已经到了离休的年龄，必须让出岗位，为新同志让路。”姜老将精力转向了研究和发表回忆文章。他的许多亲身经历和翔实的回顾，为中国新闻纪录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军事、考古、社会发展、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回顾一生，姜云川自感光荣。“我原是个目不识丁的穷孩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居然当上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和副总编辑，自己拍摄过几十部长短纪录片，和同志们一起拍摄了近干部纪录片，这些影片串联起来，就是新中国的历史画卷。我感谢党给了我一个既艰苦又幸福的工作岗位。”
　　老兵不老，88岁的他，仍然是一位坚定、乐观、蓬勃的“延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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