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入学读书，1974年就辍学了。记忆中，有时候什么课都不上，只是游行、开会。有时候虽上课，但学的只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诗词选》。后来虽然复课了，但没有教材，由教师随便讲点什么。有时候也有教材，但学期快结束了，课本才发下来，至今我连拼音都不懂，更别说什么英语之类的外语了。说我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我还是会认账的。
1974年，家父病逝，我辍学随叔父胡海敖先生学习中医。叔父为我选的教材是古籍，如《三指禅》《内经知要》《本草备要》《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我除了背诵外，完全无法理解其义。
刚刚学习了十个月，就被生产队以停发全家口粮为挟，被迫终止学业，回家务农。
回家后，一边参加农业劳动，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在田间地头学习，但因基本的文化素养缺乏，事倍功半，进步维艰。
1977年，高考全面恢复。自1978年起，一些出版社应教学急需，出版了一批1966年前的文科教材。我得以买了点相关的入门书，如王力1962年编，1964年修订的《古代汉语》、任继愈1963年编的《中国哲学史》、翦伯赞1961年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著作来学习，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目的是希望对理解中医的经典理论有所帮助。
就是这样肤浅的文化素养，来解读古代思想文化的元典，实在是可笑得很，也可以说是完全的自不量力。
之所以还是有了这本《论语中道观》，这得感谢一些特别的因缘。正是因为有了一些这样的因缘，才成就了这本小书。
在众多的因缘中，第一要感恩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叔父。我的父亲、叔叔都是儒而道而医者，都有包容心，从不排斥其他的思想文化经典。父亲、叔叔虽修道炼内丹，但也时常诵读佛家的经典《金刚经》。母亲除了读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外，还读过《圣经》。正是这样的家庭文化环境，我自幼时就对道、儒、释三教生起了敬畏的心。因母亲的缘故，我对西方文化也有亲切感。尤其是母亲，她常常跟我讲“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故事，使我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中，能安贫乐道，不为财富动心。
第二，要感恩弥陀的大愿业力和我的一场大病“肉瘤”。2000年初，陕西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告诉我，肉瘤的治疗，手术加化疗的远期疗效等于零，要我去看看中医，碰碰运气。那时，我身无分文，中药再便宜，我也吃不起。2000年底，我的体重就降到了38kg，已经卧床不起了，行动只能靠爬。“肉瘤”送给我两个字“绝望”，属于有机体的生命即将失去，基于有机体生命的各种欲望也就淡化了下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则成了我心灵的全部依靠。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谓：“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意谓：只要深信并称念弥陀的名号，愿生弥陀的极乐国土，弥陀的愿力就一定会引领我的神魂往生到弥陀的极乐净土，因而生死大苦就能获得终极解脱，生命就能迈向圆满，生命的终极目标就可以达成，我的小我意识就能与大我意识（宇宙大意识）融为一体，成为永恒，证道成佛。
既然圆满生命，圆成佛道，只要有弥陀的愿力就行了，那么剩下的日子就可以放下身心世界，随缘称念弥陀的名号，随缘度日了。
这样一来，我的这个“自我”（或者说“私我”）就处于一种无用之地，“自我”无用则我执自然淡泊，我见自然轻微，私我与非我的界线自然薄弱。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天地人生的真相、看不到我与天地自然本然无分，本然一体的真实相状者，皆因欲望与我执我见纠结而障蔽、私我与非我界线鸿沟而深障故也。我执我见一轻微，私我与非我的界线就薄弱，看一切事物与现象就自然真实，自然亲切。
2001年上半年，我躺在病床上几不能动。一日，突然想看《论语》。请人找来清代刘宝楠父子所著的《论语正义》。当我看到刘宝楠引《说文解字》解释“学而时习之”的“学”字为“觉悟”时，刹那间《论语》鲜活的生命就在我的心眼间凸显了起来。
“觉而时习之”觉了个什么呢？通观《论语》二十篇，结合“四书”，顿然领悟到“觉”其实只是一个明白，一个对“对天地人生、宇宙万物的无我见、我执的中道实相”的洞然明白；一个对“天地人本然无分本来一体”的洞然明白。所以《论语》中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不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中于民”等的经典条文。当领悟到这一点时，真是欣喜若狂。当时就伏在床上，奋笔疾书，边读边写，边写边读，《论语》的《学而》《为政》两篇才读完，就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札记。
我向来疏懒又贪玩。2001年下半年，通过默诵弥陀名号，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又能离开床褥了。于是，除了诵持弥陀名号外，就是到处去玩，《论语》也就没有再往下读，往下写了。
2003年上半年，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坐下来帮人看看病了。人活着，最起码得养活自己。在师兄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刘光宪研究员的推介下，每周在当时还属研究院的解放路门诊部看半天门诊，又开始了我的谋食谋衣之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发给我的工资是405元钱。病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也康复了一些。两年后，一周又增加了半天门诊，又过了三年后又增加半天，直至今日，每周竟要看五个半天的门诊。边读《论语》边写札记的事，也就彻底地放下了。
第三，要感恩中国孔子学会副会长郭齐家先生。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沈立先生带我到郭老的家里去拜见郭老。会谈之间，我第一次与人谈起了那次在病中读《论语》的感悟。郭先生听完我的感悟后，当即肯定这种感悟的独特性，且认为感悟的意义重大，要我尽早完成全经的解读，他要推荐出版。还是因为我的疏懒，回家后没有按照郭老的要求执行，以后也就不敢再去见郭老，实在有负老先生的提携与鼓励。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十分愧疚。
第四，要感恩长沙的艺术家、传统文化传播者喻当先生，艺术家、杭州西泠印社会员张建民先生，长沙古开福寺方丈能净法师、大知客维谨法师，开福寺国学班常年坚持听讲座的几十位朋友。2006年，喻当因呕吐，上我家看病。喝茶闲聊时，聊到我2001年上半年病中读《论语》时的感悟。他断然地说：你这个感悟不能带到黄土里去，你不能这么自私，不能一个人独享这份感悟后的快乐，你应该把它公之于世，至少要在朋友间传播。他说到做到，一个月后，就来跟我商量，在他家里开讲。由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来听听，并定下每周日下午讲一次的规矩，张建民先生开车接送。我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不好意思再推辞，就这样斗胆讲起了《论语》。
2007年下半年，喻当先生因故去北京有事，他住的出租屋要退租。我的讲座可以无疾而终，顿时感觉一身轻快。喻先生锲而不舍，走之前到开福寺跟维谨法师商量，将此讲座搬到她们寺院的讲堂去。要在佛教的寺院讲儒家经典，寺院的方丈没有足够的心量，真的难以想象，但，能净法师与维谨法师还是答应了。不仅答应了，还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开福寺国学班”，任由我们儒释道三家的元典。还有就是那常年坚持听讲的几十位朋友，没有他们风雨无阻的坚持，我的《论语》是不可能讲完的。
第五要感恩的是时任岳麓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的刘果博士。她不仅带《湖南大学学报》主编蓝甲云教授、中南大学谭忠诚副教授等到古开福寺去听过我讲《论语》，还在2008年下半年我刚讲完《论语》时，就找我要出版这个粗糙的讲稿。是我虑及思想需要沉淀，冷冻几年，再修改一下，可能会少一些错误，况这个稿子，前两篇是札记，后十八篇则又是教案形式，前后体例不统一，不敢贸然面世，才没有将讲课用的教案交给她。事虽未成，但她对此书稿内容的肯定，以及为之付出的精力与热情，还有就是来试听我讲座的几位教授对我所讲内容的肯定，这些都是我必须要感恩的。
第六，要感恩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立夫教授、副主任谭忠诚教授，是他们邀我参与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的创建工作，并聘我做副主任。我虽然只是个挂名的，但既已挂名，就得做点事，所以我下定决心将此部书稿拿出来面世，将其出版事宜放在议事日程上。并从旧文件夹中将此书稿翻出来，交给我的儿子，正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博士学位的胡玉尺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字学硕士周银老师，做最后的文字整理和前后体例的统一工作，其间周银贡献精力尤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恩的是学苑出版社的黄小龙先生，今年1月份，我与他在海南偶遇，谈及我打算将《论语中道观》拿出来面世时，他立即表示愿意推介出版。事后，我却又忘记了这件事，还是他催我，才在今年的6月份把这部书的初稿交给他。从交书稿给他到现在才两个月，书稿就进入了排版的程序。他的热情、见识与工作效率，实在令我感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部书稿从写《学而》《为政》两篇的札记算起，至今已整整17个年头了。人生有几个17年，经得起我这样子的浪费？
不管怎么说，这位丑媳妇终究是要见公婆了。按照惯例，书稿出版前，总得要写个序或后记什么的，既是对这部书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读者朋友的一个交代。就这样拉拉扯扯地写了这么些不成其为序的文字，算是对这部书稿的发生、形成过程及其成就的因缘的介绍吧。
胡不群
201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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