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代序）

小说写得久了， 我的大多数熟人朋友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毕业于某某学院的中文系。少数几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们的朋友介绍我时，则会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每当此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是“外文系”不是“外语系”。“语”和“文”在别

看来只是皮毛级别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为此纠结。但对我来说，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差别。实用主义者已经把一门语言从它蕴含的人文背景里剥离开来，把它制作成一样简单的劳动或贸易工具。对那种“外国语是XX武器”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为此发出点类似于婴儿不适时发出的嘤嘤声——那是我的微弱抗议，即使我的声音听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点矫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个学科， 全称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进入外文系是一个纠结痛苦的决定，至少在当时。不，准确地说，那都不能叫作决定，因为在权衡的过程中，我起的作用远非是决定性的。报考外文系，是许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个妥协。当时“文革”刚过去三年，记忆的阴影还紧紧尾随着我们。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没有太大差别——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鉴，替子女设计一条远离灾祸的太平安稳道路。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管分配，工龄相同的毕业生薪酬没有差别，所以收入多寡并不在父母们的考虑范围。我那一生胆小谨慎却没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从医是我的最好选择，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总会生病，医生在刀光剑影里也能安然生存。向来乖巧听话的我，在那一刻却有了一丝至死不从的决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愿表上，每一个空格里填的，都应该是中文系。双方经过一个顽强的僵持阶段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个并不兴奋却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医学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学了数年的英文基础，去冲击外文系的大门。

命运给我的嘲讽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还是成了一名听力康复医师——那是多年之后发生在另一个大陆的事。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像个被逼着嫁了个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点无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读的最初日子里，我内心有着强烈的挫败感——为尚未展开就已夭折的文学梦，为置身于一群见过世面的上海同学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兴奋点被真正点燃，是在第二个学年，当基础语言培训阶段结束，课程逐步向文学倾斜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外文系，课程设置环环相扣，相当细致全面。除了专业英美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还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哲学、欧洲文学史课，骆玉明、丰华瞻、索天章、葛传椝等诸位先生，都曾经是任课或讲座课的老师。他们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在我记忆中烙下永久印记。我的大学时代，原版英文资讯非常贫瘠，学生只能依赖从外文书店购买的纸质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学史料（那时大家都毫无版权意识），以及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们的口授，渐渐进入一个由许多振聋发聩的名字组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寻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来才出现的，稀少且彼此间隔遥远，正应了一句英文成语“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虽少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现，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女人随时有可能掉落淹没在缝隙中，所以她们得奋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种奇闻逸事。比如那个带着女儿来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的乔治·桑；还有那个与有妇之夫公开同居，使整个伦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笔名发表作品的乔治·艾略特；还有那个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被冠上和惠特曼、爱伦·坡齐名的“美国夜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有那个连下楼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还有那个让徐志摩惊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怀抱里轮番索取温暖却最终心怀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儿……

这些女人在她们生活的年代， 被归入有伤风化的圈子，大多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异类，但毫无疑问她们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远，最后成为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对这些女作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超过对她们文学价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对自己几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无羞愧忏悔之心。正是对她们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领我一步步地走入她们的头脑和心智。其实，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她们同时使用着脑子与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同时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她们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她们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利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笔名，悄然渗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用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过程里，写书的女人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情爱的，欲望的，文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她们在风花雪月的书写中，鲁莽地插入了对贫穷不公、性别差距、黑奴贸易、战争、独立等社会问题的见解，瓜分了惯常属于男性的话题。男人们一夜醒来，突然发觉那些他们一直以为是花瓶和饰物的女人，除了对诗歌的韵脚、小说的桥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逻辑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复杂——震惊，疑惑，赞叹，嫉妒，仇视，不屑……各种情绪纷沓而至，兼而有之。梦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盟友，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敌人，有的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分化的过程很长，一路延续至今。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这个旅途始于乔治·桑、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在动笔书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专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诺昂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我在她们的卧室里凭窗站立，借她们曾经的视角，想象她们眼中曾经的世界。在她们的旧居，在她们身世的记录中，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远隔着大洋而居的女人们，一生中也许有机会见面，也许永远没有，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曾经以羸弱之躯，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卧室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原本素不相识的她们，从世界看待她们的目光中，认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是数目稀少却忠贞不渝的盟友。

在她们故居采风途中，我也曾探访过她们的墓地，在她们的棺椁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语，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块石头。她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旧迹，使我漂浮在半空的灵感砰然落地。站在她们墓碑前，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她们的灵魂。我猜测着她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会怎样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还是更为艰难？其实，疼痛没有可比性，艰难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龌龊、羞辱、辛苦、辉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后世有人会想起今世的写作女人，能在今世写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块石头，如同我给前世写作女人摆上的那一块，已很奢侈。

离开她们墓地，我知道我的路还会持续下去，我还会走入曼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在她们的墓碑放上我的纸条，我的石头。

或许，还有我的书——关于她们的书。

张翎

2019年10月16日

《三种爱》书摘《肖邦：一场燃烧和毁灭》

肖邦：一场燃烧和毁灭

十九世纪的巴黎真是热闹啊，吸引了全世界的各路人马。有的人来巴黎，是看革命的；有的人来巴黎，是逃革命的；有的人来巴黎，是秀本事的；有的人来巴黎，是学本事的；有的人没本事也不想学，仅仅是来看别人显摆本事的。于是，巴黎的沙龙酒肆客栈戏院里，密密麻麻地挤着带口音的外乡人。随便挑出几个名字，就能吓死后人：密茨凯维奇，海涅，李斯特，门德尔松，舒曼……

这一年秋天，巴黎街头又多了一个外乡人。那是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一头麦浪似的卷发，尖下颌，高鼻梁，眉眼俊美得像米开朗琪罗刀下的大卫，只是比大卫多了几分阴柔。年轻人走在秋意浓重的街上，落叶在他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裂响，随身携带的行囊上，沾着厚厚一层灰尘——他已经走了很久很远的路。行囊不重，却压弯了他的背，因为里边有一把来自故乡的泥土。他的家乡华沙，此刻正沦陷在沙皇手里，他有家难回。他当时并不知道，从离家的那一刻起，命运之神就已经在他的脚上拴了一根绳子，领着他越来越远地走向一条不归路——此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波兰。

这就是1831年的肖邦，贫穷，寒酸，肩扛着沉重的国恨乡愁，徘徊在一片尚不知冷热的陌生土地上。这个在波兰轰动一时的音乐神童，在巴黎却不为人知。巴黎不是肖邦的天下，至少那时还不是。那时全巴黎的耳朵，都拴在一个叫李斯特的匈牙利人的琴键上。

巴黎的路很宽，宽得同居一城的两个人，在一条路上来回走上几十年，可能也见不上一面，比如分手后的梅里美和乔治·桑。巴黎的路也很窄，两个陌生人，一条街上随便拐个弯，就相遇相知了，比如李斯特和肖邦。天才和天才相遇，势必要撞出绚丽的火花，不是你死我活的嫉恨，便是惺惺相惜的爱怜。李斯特只用半只耳朵，就听出了肖邦是知音。李斯特的纤纤细手把幕布轻轻一撩，就把肖邦引到了巴黎的舞台上，两人从此演绎出一段既生瑜也生亮

的辉煌。

在巴黎，从一位导游那里我听到了一桩轶事：在一场音乐会上，主角李斯特在全场灯光暗转的时候，悄悄换上了肖邦。当慕名而来的听众正在疑惑为何他们熟悉的演奏风格突然改变时，灯光亮起，李斯特郑重推出了肖邦。从此，肖邦的名字把巴黎精致的耳朵渐渐擦暖。

听到这个故事时，是在一个4月的早晨，阳光孱弱，风却很是强劲，厚厚的外套尚无法抵御从塞纳河吹来的春寒。可这个小小的故事落在我心里，却生出细细一丝暖意。我已经看过太多因嫉而生的恨，因恨而生的歹毒，因歹毒而生的诬陷和杀戮。也许惺惺相惜是辞典里一个过时的词语，但彼此相容总是可以的吧？愿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李斯特和肖邦——不仅仅是为了音乐。

肖邦在巴黎很快就找到了立足之地， 演出和授课的收入迅速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两年后，他走在同一条街上，已是一身华服，且有了自己的专用马车，虽远非奢华，却已脱尽当年的寒酸。只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还静静地潜伏在某个尚遥远的路口，等待着一只神来之手的推助。

这一次，这只神来之手依旧是李斯特。

1836年的某一天，在情人玛丽·达古伯爵夫人举办的聚会上，李斯特把乔治 · 桑引荐给了比她年轻六岁的肖邦。这次被后世不知演绎成多少个香艳旖旎版本的会面，其实完全不是人们所猜想的那样。那天乔治·桑依然身穿男装，一根又一根地抽着雪茄。受过正统保守教育的肖邦，对这一款的女人很不以为然。聚会后他对朋友说：“桑是个多么令人生厌的女人！但她真的是女人吗？我有些怀疑。”然而肖邦却在乔治·桑心中留下了一个值得耗费三十二页信纸的印象。她没有立即行动，因为那时肖邦的心正被一个叫玛利亚·沃辛斯卡的波兰女子全然填满，腾不出一丁点空间来搁置任何有关别的女人的遐想。两人相遇在一个节拍错乱的点上，和弦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一次乔治·桑罕见地学会了等待，一等就是两年。两年的时间把乔治·桑的耐心磨得像一张宣纸，很薄，但始终没破。

再见时已经是1838年。那一天失恋的肖邦神情忧郁地伏在钢琴上，指间随意地流出一串哀婉的音符。乔治·桑默默地站在他身旁，一眼就看出他的心空了。曲终时，四目相视，她弯下腰来，将嘴唇压在他的唇上——她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虚掩的心门。他吃了一惊，没有热切地回应，却也没有反抗。

很快，他们的恋情成为全巴黎酒余饭后一个滚烫的新话题。

肖邦的肺结核迟迟未能痊愈，而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的风湿症也越发严重，遵照医生的嘱咐，他们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到马略卡岛过冬。漫长的旅程没有让他们沮丧，因为他们在热切地期待着西班牙的灿烂阳光来驱走身上的病痛，为他们忐忑的新恋情暖居。可没想到这次本想作为蜜月的旅行却成了一场灾难。当地笃信基督教的居民，对婚姻外的男女之情心生排斥，乔治·桑一行四口竟然无法找到一家合宜的旅馆，最后只能栖身于一处废弃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房间潮湿阴暗，肖邦的肺病越发严重，他们只好提前返回巴黎。

这次的马略卡之旅并不完全是噩梦，它至少给后世留下了两样不朽之物：一本叫《马略卡的冬天》的书和一架留在马略卡的钢琴。这架沾着肖邦指印和叹息的钢琴，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为马略卡居民最骄傲的拥有物。当然，他们早已淡忘自己祖先当年对肖邦的不敬。

回到巴黎， 乔治·桑和肖邦开始了八年的同居生活——这在乔治·桑晴雨无常的情感时间表里，是一个几乎和永恒等长的时段。他们在巴黎和诺昂各住半年，这边过冬，那边消夏。在诺昂乔治·桑故居，我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当年使用过的旧物。故人已逝，乔治·桑早在生前就销毁了肖邦给她的大部分信件，旁人的记忆支离破碎，和风尘女子一样靠不住。或许只有这些留着他们指纹的旧物，能向后人透露些许斑斑驳驳的真相。遗憾的是，故居内部不许拍照，我没能给那些遗物留下属于我个人的永久画面记忆。

乔治·桑很少在衣装上花钱，但她很早就在诺昂的庄园里装置了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系统。在家家户户都还为每日取暖的燃煤焦虑的年代，这是一种何等超前的奢华——可是她愿意为家人和客人的舒适一掷千金。在乔治·桑的厨房，我看见了挂满一整面墙的铁锅，各种尺寸，各样形状，各类用途。可以想象，乔治·桑和她的厨子为了款待客人， 是怎样精细地操持着一日里的三餐。乔治·桑的厨房只是里子，她的餐厅才是面子。餐厅的天花板上，吊着肖邦从威尼斯专程购置的珊瑚色玻璃顶灯。精致的镂花亚麻桌布上，摆着上好的威尼斯杯盏，客人名牌上有这样一些名字：屠格涅夫，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李斯特，德拉克洛瓦，甚至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波拿巴……当威尼斯吊灯在餐桌上洒下温润的柔光，交错的杯觥间睿智的灵魂开始发出激烈的碰撞，满屋飞扬着绚丽的智慧火花——这是何等辉煌的一次次思想盛宴啊！在焦虑浮躁的当今，这样的盛宴已经永远地成为史书的一个篇章。

庄园底层有一个小小的木偶剧场，那里常年上演着各式木偶剧。乔治·桑的木偶神情逼真，服装道具精细至极，连头发都是从真人身上选取缝制而成，深沉的黑，耀眼的红，灿烂的黄，还有这三样基色中的各种过渡色，根据剧情的变换而变换。楼房二层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隔开了两侧的卧室，一侧是乔治·桑和她的孩子们的房间，另一侧是一连串的客房，永远铺着新洗的泛着薰衣草香味的床单，随时恭候着来到诺昂小住的宾客。楼梯拐弯处是肖邦的琴房，门上钉着一层厚厚的隔音材料。据说只有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可以随时进出这间房子，打断旷世奇才的音乐狂想。只可惜，日后他们竟成了冷眼相看的陌路人。肖邦的卧室里有一扇门，可以直接通往乔治·桑的床。在他们关系恶化之后，乔治·桑让人钉死了这扇门，通往两具躯体两个灵魂的通道，从此永久关闭。

世人对于肖邦在诺昂的日子， 有过千百种版本的猜想。无论那些版本彼此相隔得多么遥远，有一点是相通的——音乐诗人孤独漂泊的灵魂，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栖身的港湾。肖邦流传下来的旷世曲作中，大部分都创作于那段日子，包括那首举世闻名的波兰舞曲《英雄》。诺昂是肖邦生命中的天鹅绝唱，离开乔治·桑之后，肖邦的琴键和手指同时锈涩，再也无法弹出曾经荡漾在诺昂乡野的灵动乐章。在巴黎浪漫生活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两只手模：乔治·桑的右臂和肖邦的左手。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艺术家之手，都不纤细修长，骨节和筋络明显——那是时代和情感的双重动荡在上面留下的斑驳印记。那两只手相携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宇宙爆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和一层厚厚的玻璃，我把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心里不由地涌上淡淡的哀伤——两个天才的相遇，就像是两颗行星的相撞，对赏景的人来说是何等绚丽的千古奇观，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何等粉身碎骨的一场毁灭啊！

肖邦的作曲过程是一阵疾风暴雨，思维的地平线上布满各种情绪的天象。这过程里所有的人都被挡在门外，包括乔治·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