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_刘勇主编_9787300257297

本书凝聚主编20余年的教学经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全新授课理念打造，按照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顺序组织章节，有详有略，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在时间上，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必要的隔阂，使其前后融为一体；在体例上，史论与作品相结合，并增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插文，使教材形式更为活泼。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呼声很高也很多，可以说这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文学史建构的集中探讨。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这个既具理论性又具实践性的问题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当下乃至今后的研究和教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设置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迄今已走过了近７０年的历程。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却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就已展开，至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地位的思考则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同步进行的。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注重探讨现代文学的源流等问题，可见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一体化的，这既体现了现代文学自身的时代特点，又显示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的高度自觉。历史资料表明，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１９２３），到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１９２８）、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１９２９）、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１９３２）、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１９３３）、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１９３９）以及朱自清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学授课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这些最初的一批关于新文学历史定位的研究与思考的著述，奠定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基本框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叶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最早的一批现代文学史专著或教材，确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唐?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横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集个人与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当时的学术水平，也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是一部具有重要过渡意义的文学史著作，既是学术著作，又被广泛当作教材使用，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上述几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对文学史的思考和建构，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被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陈思和等人相继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所打破，其实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并不是钱理群、陈思和等人的个性显现，而是最真实地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史书写的基本要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了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视角，在重写文学史呼声之后涌现出一批新的文学史著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１９９８年修订本），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１７―１９９７）》（１９９９），郭志刚、孙中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９９年修订本），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１９９７）等，至此，现代文学建构再次形成了比较稳定的
格局。
近年来，全球信息化的巨大影响，加速了国内外学者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加上对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面临着又一次新的冲击和刷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纵向贯通。这不仅要求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而且也不满足于对晚清和近代文学历史渊源的追溯，甚至要把整个中国文学贯穿一体，力图建构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史观和宏大的文学史构架。二是空间上的横向拓展。极力主张打通新旧文学各自为政的格局，要求把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一并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之中，甚至要求把海外华文文学也纳入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三是在深度上，从文学史向学术史提升。近年来，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成果，包括学术史的梳理、研究史的书写、史料学再次受到空前的重视，以及编撰史和接受史的建立，这些确已表明现代文学史进入学术史研究的阶段已渐成熟。但是，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还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把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引向深入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关键所在。下面即针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纵向时间贯穿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再拓展和放大，向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延伸，向古代文学领域延伸，乃至向整个中国纵向的文学方面延伸。文学史时间的贯通，看起来是文学史范畴的问题，是文学史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宽窄问题，是文学史发展脉络的问题，但实际上并不简单如此。文学史的起止范围、分期、划段历来涉及文学史的观念问题，无论文学史视野的拓展还是凝聚，其实质都体现了在什么样的观念之下来定位一段时期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王本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学科还是意义？》中就“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打通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它们的意图与意义：“它们有着扩大意义空间，确立学科地位，重建学术责任的意图和目标。就意义而言，是为了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扩大新文学史的地理时间；就学科定位而言，主要是为了使中国现代文学拥有更为
准确而持久的学术归类，将新文学研究纳入新国学领域；就文学研究价值而言，是希望能与中国当代社会产生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系，重建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让一个承担着学术和思想使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再次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当下与历史、学术与思想之间建立真实而内在的联系，使文学研究能够重新履行已经逐渐丧失了的对文学和社会的解释力，在文学的历史事实上和当代价值之间实现新的融合与超越，让文学研究能够成为通向个体
生命、民族国家和审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① 如果说，３０年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只需要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得到确定的话，那么我认为远远不够，还应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过一套“走进经典”丛书，起初我从自身专业的习惯出发，排列了一大串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字：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冰心、萧红、张爱玲、钱锺书、艾青、孙犁等，但当我面对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时，这个列着中国现代作家的名单就使人相当尴尬和犹豫了。当俄罗斯只选择了托尔斯泰、法国只选择了巴尔扎克、德国只选择了歌德、英国只选择了狄更斯、美国只选择了海明威、日本只选择了川端康成、印度只选择了泰戈尔的时候，中国现代作家应该列入几位呢？能够列入几位呢？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考虑问题。我坚定地认为，文学史只能越写越薄
而不是相反，文学史在时间上的拓展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凝聚视野而不是无限放大，这是历史的要求，而历史从来都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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