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争鸣集全6册_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编_9787520350440

“强制阐释论”文献汇编共6卷，分为《价值》、《内涵》《概念》（一和二）、《反思》与《重建》，将近年来有关“强制阐释论”的学术论文尽数收录。“强制阐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文论概念。从2012年开始，张江教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辨析，并提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强行阐释甚至曲解文本，即“强制阐释”。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产生巨大反响，众多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给予回应。本书即是对该理论的一次汇总和总结，书中收录的170篇论文内容广泛，对该理论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体现了当代学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反思及对当代文论重建的路径的探索。

　　张江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对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清理和批判，以强制阐释概念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备而自洽的文艺理论体系。强制阐释论涉及的问题及其自身内蕴的系列概念已经引起文艺界的关注，许多知名学者纷纷就此撰文发表意见。从众多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文章来看，学者们对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基本停留在微观层面（具体概念、观点、方法），对其理论特质及理论范式意义却未能给予注意。从理论的层面看，强制阐释论的批判对象无论问题或论题都不只限于当代文论研究的个别现象，而具有明显的理论范式意义。若把强制阐释论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下考察，人们很容易发现一组有趣的对比：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布鲁姆的“诗的误读”理论、艾柯的“过度阐释”理论异曲同工；从理论的目标诉求和学理取向而言，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又与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颇为相似——它们都是对理论过度化的思想反拨。当然，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在内在精神上并不类同：后现代主义者“对理论的抵制”源于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立场，张江反对强制阐释是对文艺家不顾实际的“场外征用”的抵制。如果在张江和布鲁姆之间做一个对比，便可十分清晰地看到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布鲁姆的阐释理论间的精神差异：布鲁姆所谓“诗的误读”源于文艺主体对“影响的焦虑”，张江所说的强制阐释起于文艺主体思想自我解释的需要。
　　与后现代主义者的消解理论相比，强制阐释论并不追求抽象的普适性，它的理论目标十分具体。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理论目标就是清扫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门前雪，把非文艺化或反文艺化的文艺理论从中国当下的文艺大院中清理出去。强制阐释论的第二个理论目标就是在理论和批评领域正本清源，让文艺理论恢复其思想活力，恢复其对文艺活动的批评和指导能力。这两个目标所针对的也正是中国当代文论界的两个痼疾：文论研究长期不接地气，已成为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在文艺理论的身份和边界都不清晰的情况下，文艺自身又怎能奢望成为文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如此一来，文艺被文艺理论与批评抛置一边也就顺理成章了。
　　强制阐释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论打破了发展瓶颈，走出了理论创造的低谷。这一理论是中国学人在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文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原创性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诸种理论相比，强制阐释论以其具体性、针对性、实践性在理论底色上成为丝毫不输入于西方智慧的文艺阐释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打破了当代西方文论在文艺领域理论阐释的话语权，找到了解决当代西方文论及中国文论研究发展中障碍性问题的强有力出口，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及当下中国文论精神“中毒”后的有效解毒剂；它将使中国大陆学界文艺理论与批评学术进路、方向发生改变，并引发中青年学者在批评观念、态度及方法上的改变。这正是强制阐释论作为文艺理论研究新范式的价值所在。强制阐释论系列论文表明，作者在理论范式方面明确存有除旧布新的理论考量，尽管他十分谦虚地称其研究只是“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综观张江的系列论文，读者不难看出其建构新的文艺批评范式的研究意图：通过批判、消解中西文论研究中的强制阐释行为，找到一条“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这种研究意图的价值旨趣十分明显，那就是以文艺自身为本体，重塑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精神系统，使文艺从“话语”回到“学术”，从自说自话、借题发挥回到文艺研究和批评自身，从南辕北辙、言不及义回到紧贴文本、科学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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