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天，朋友和我在一起聊天，他们说我这一生从20多岁就进入了北京大学，到目前为止，垂垂60年矣。他们认为我在这60年中，经历丰富，有过欢笑，也有过痛苦；有过吹面不寒杨柳风，也有过风刀霜剑严相逼；做过被人尊重的人民教师，也做过不可接触的贱民；有过宾朋满座的盛况，也有过门可罗雀的悲惨。在这种荣辱变幻不测的风风雨雨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写出来可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生活的经验和教训。
我想是的，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的确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录下来。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记录下来呢？
第一，走大路，也要准备走小路。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人都希望走阳关大道，但却常常碰上崎岖小路。走在阳关大道上，自然可以满怀信心、毫无顾忌、大步挺胸地走去。但也应该记住，你也要有走艰难险阻小路的思想准备，当你一旦走在艰难险阻的小道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形势，坚定信心，切不可悲观失望地走上绝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的人生经历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不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人都希望上进，但上进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切不可利令智昏，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之流，为了扩大其党羽，采取“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策略，用封官加爵的手段招兵买马，于是有不少贪利之徒投靠那些野心家，跟着他们丧心病狂地干尽坏事。于是，确有不少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在一个短时期内，他们身居高位，八面威风，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由于他们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最终仍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十年之内历史来了个大转弯，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那些表面看起来的庞然大物，一下子成了阶下囚。王洪文、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马天水……之流，就是这样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想踩着别人的肩膀爬到天上去，想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想当年他们震天动地，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何其雄也，而在几年之后，束手就擒，被投之囹圄，又何其悲也！他们的兴衰荣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第三，做一个大写的人，即做一个正直的人。所谓正直的人，就是不唯利是图，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处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也要不为利诱，不为威服，堂堂正正，凭自己的良知做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些丧心病狂的入，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经常用小恩小惠的办法，或用威胁的办法，要你为他们的罪恶目的做证明，许多人在他们的利诱和威胁之下为他们的罪恶目的做了证明。在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恶活动中，就有许多人为了救出自己，不惜昧着良心，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但也有人有浩然正气，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顶住压力，说实话，不说假话。周扬曾十分错误地整过胡风，“文革”中，周扬落难，整周扬的人希望胡风借机报仇，他们要胡风起来揭发周扬，而胡风虽身在囹圄，却凛然正气，不肯落井下石，让他们失望了。张闻天，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因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左”倾错误，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分子，在“文革”中，他再次落难，被批判斗争，造反派逼迫他诬陷刘少奇。张闻天光明磊落，堂堂做人，实事求是，无一字伤及刘少奇。
第四，十年“文革”历史告诉人们，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文革”是一场浩劫，“文革”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邪气十足，他们在迫害人的时候，读的是语录，用语录给自己壮胆；他们发狂的时候唱语录歌，表示自己的胜利；他们出去“杀人”，要早请示；打、砸、抢回来，要晚汇报；他们怪模怪样地跳忠字舞。在20世纪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却出现如此愚昧的行为，真叫人不可思议。这种邪恶不灭，天理不容。
第五，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中国历史上这一令人伤心的年代。“文革”十年，中国有亿万人遭迫害，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至中国的平民百姓。中国有两句成语，“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是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供人明辨是非，衡量得失，权衡轻重，通晓古今。不能认为某些大人物是天生圣哲，他们的知识、见识、智慧主要是从读书得来的，通过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圣哲们做人、做事、治国、安天下的教诲，和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后，从无知到有知，从愚昧到文明。从执政者来说，熟悉“文革”全过程，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是提高执政能力之必要；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在谈了我的人生的经验教训之后，也要谈谈我的教学与治学的心得，亦即我的学术思想和活动。
我这一生的职业是教师。从小算得上好学，坚持不懈地努力求学，终于当上了北大教师。本来教学与治学是我的本分工作，可惜受到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几十年大好年华被浪费掉了。何止浪费掉了，简直备受摧残！真正教学与研究占用的时间有限，这是我一生很大的遗憾。好在我挺过来了，还有机会做教师工作，尽管时间不多。回想起来，我对于自己的教学与治学是不满意的，因为本来我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但这是时代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改变它。不过，我既是教师，多少也有教学与治学的点滴体会，也在有关章节中把它们写出来，或许也会对后来的教师同行们有点参考价值吧。

一、家世
我在北京大学60年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同我个人的性格、经历和家庭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写我在北大60年的前面，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来北大以前的情况。
1923年4月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东南30里的研岗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村向东一里多路是西华县，向南四五里路是郾城县，处在临、西、郾的交界处，距离3个县城都比较远，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村子里没有几个读书人，只有一个人在临颍县城教过高级小学。在这个村里，当时住有一百多户人家。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都是种地人，只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有不同而已。有做小本买卖的，在村子里卖点日用小杂货。他们都是穷人，够不上商人的资格。
我的祖父陈焕章(1866～1951.1 2.2 5)，念过几年书，读的是“子日”、“诗云”。他完全不懂那些书中所包含内容的意思，也不会写哪怕是很简单的文章，他的文化程度只能记个账什么的。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国平(1888～1949.1 2.1 4)，二儿子陈国忠，是一个大家庭。1927年，他们分了家，陈国平和陈国忠成了两家人。
我的父亲陈国平，是个目不识丁的人。由于目不识丁，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他不会记账，同人家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只能用豆子的粒数当他的账本。他种西瓜，每年要留瓜种，只能用一个红布袋装红瓤西瓜子，用白布袋装白瓤西瓜子。他是个庄稼人，一生种地，是个劳动的好手，他的劳动很出名。由于过度的劳动，他60岁就去世了。在很长的时期内，他就我一个男孩，却有5个女孩，在旧社会，女孩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因为爱读书，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田间劳动，劳动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家里虽然也雇了一个长工，但他仍需担负很重的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人帮他干活，他在家里喜怒无常，动不动就骂人，我对他没有好印象。现在想起来，他发脾气也是有来由的，我不应该埋怨他。我从呱呱坠地一个毛头小孩，变成今天一个大学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呵护是不可能的。
二、兵荒马乱的年代
1.逃难到异乡
从我出生的1923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在我7岁那年的1930年，正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河南省成为一个大战场。当时我一个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也不了解他们军队的番号，脑子里只有北兵和南兵的概念。现在想起来，南兵大概是蒋介石的军队，北兵大概是阎、冯的军队。不管是北兵还是南兵，都有自己的正规军和杂牌军。正规军一般还有点纪律，杂牌军就是亦兵亦匪了。我记得有一股军队驻扎在我们村里，现在我也记不起来他们是南兵还是北兵，据称他们的头目叫王老五，原是豫西的土匪，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但匪性不改，是亦兵亦匪的队伍。开始他们还有点纪律，过了不久就开始在村子里绑起票来了。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把我背到匪兵疏于防守的一段寨墙上，用绳子拴住我的腰缒到寨墙下面，然后，他也跳下寨墙，背着我从护寨河里游到河对岸，踏着夜色跑到另一个叫作贾太石的村子里，在那个村子里住了40多天。贾太石是一个同研岗村大小差不多的村子，但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性格要强悍得多，他们团结，有组织，也有自己的寨墙，他们加强防守，拒绝匪兵进入他们村子里。这股匪兵只有步枪，没有大炮，进不了村子。在一次交战中，村民无恙，匪兵却被打死了几个。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已经7岁并且懂事的孩子，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匪兵杀人村子，遭受迫害。所幸这股匪兵竞没有能进入这个村子，我们有惊无险。
2.深夜脱虎口
1933年阴历9月，那时候我10周岁，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送我到一个叫作七里仓的村子里读高级小学。这个村子距离我住的村子大概有2里路。说实话，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读高小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是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学校里上学，学校里的几任教师，都识字不多，更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只有极简单的数学知识，只会加法和减法，连先乘除后加减、大中小括弧运算都不会。老师如此，学生更不必说了。我读高小，完全是不合格的，每天上课，毫无兴趣，只是苦恼。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匪灾从天而降，我也几乎丧命。
在开学后半个月的时候，阴历9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里，大概是三更天，我正在熟睡，忽然被什么东西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同房间睡觉的20来个同学，一个也不见了，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着暗淡的光。窗子外一阵阵啪啪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枪声是从村子的东头传来的。身处乱世的孩子比较敏感，知道是有土匪进到村子里来了。他们大概是从村子东端的寨墙上爬进来的。我十分惊慌，马上穿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慌忙中，裤腰带也找不到了，用手提着裤子，跑出学校大门外。跑到哪里去呢？我没了主意，看见眼前有一片甘蔗园，无奈中，就钻进甘蔗园里躲避。枪声越来越近，我感到天亮之后，这里无论如何是藏不住人的，于是就从甘蔗园里钻出来，向着西面的寨墙跑去。从甘蔗园距离寨墙大约有500米的光景，这里是一片坟墓，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在这里往前跑，几乎跑几步就要跌一跤。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我终于跑到寨墙边。当我爬上寨墙之后，土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校，他们的手电筒光一闪一闪的，令人胆战心惊。此时此刻，我幼小的心灵斗争激烈：被土匪抓住，要花很多钱，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会丢掉生命；如果要从四丈高的墙上跳下去，也可能会丢掉生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跳墙下去。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无奈地叫了一声：“我的娘呀！”随着叫声，我落地了。我没有死，也没有受伤。虽然跳下了寨墙，但寨墙下还有护寨河。深秋季节，河水正旺，至少有一丈多深，当时我也不会游泳，跳下去就会丧命。这时候，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拼着命跳下了河。我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上帝保佑，我竞莫名其妙地游到了河对岸。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是怎样游到河对岸的。过了护寨河，走了100多米，还有一条河，这条河的水小深，我趟水过了河。深秋天气，已经相当冷了。我穿着全身湿透的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几乎走不成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