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儒学的传承及思想特点_常大群著_9787520109390

本书主要讨论金末元初（1220—1300）东平府学和东平学派的情况，对东平府学兴复与发展的背景、过程和原因，府学师生及其学术渊源，东平学派的思想和学术特点逐一进行了探讨，从而厘清金末元初理学发展的脉络，揭示儒学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本书资料较为丰富，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多有新见，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前　　言金代的东平府学，北宋称郓学，为宋相王曾所立。学校内的讲堂为“成德堂”，是唐代建筑。泰和以后，府学曾出现一个兴盛时期，平章政事张万公、侯挚和参知政事高霖都是东平府东阿人，高霖丁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达数百人，东平府学“视他郡国为最盛”。本书主要讨论金末元初金朝统治陷于崩溃、蒙古人建立统治的1220—1300年这段历史时期东平府学的情况，对府学兴复与发展的背景、过程和原因，府学的规模，府学师生及其学术渊源，访问学者以及东平学派的学术特点逐一进行了探讨, 从而厘清金末元初理学发展的相关脉络，揭示儒学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成吉思汗于1211、1213年两次大规模攻金，所过之地无不残灭，城郭变为丘墟。在这场民族大浩劫中，文化的重要设施——学校，也遭到了大破坏，山东东、西路的学校大部分被毁坏，如莒州、高唐、曲阜、乐安、成武、济州、平原等儒学机构。金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被迫渡过黄河从中都（今北京）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基本上陷于崩溃，各地方有势力的人物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当时较大的势力集团有易州张柔、真定史天泽、益都李全、长清严实。他们向蒙古统治者履行贡赋、从征等一定的义务，蒙古统治者则认可他们自治辖境，统领兵民钱谷，世袭其职的权利，史称世侯。在这些汉地世侯里面，接纳儒士、兴修学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严实、严忠济父子最为著名。严实1221年进驻东平，揭开了东平府学兴盛的序幕。他以纳士、兴学为要务，多方搜罗人才，宋子贞、王磐、康晔、李昶、刘肃、张特立、徐世隆、张、商挺、杜仁杰、元好问以及金代衍圣公孔元措相继来到东平。他们基本上是金代的进士，都为当时的名士。东平府人才济济，府学也开始兴盛起来，严实的兴学纳士为府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40年，严实去世，其子严忠济接替父职统治东平，继续其父的兴学养士政策，他在文教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建成一座新府学，使东平府学进入了鼎盛时期。东平新府学兴建于元宪宗二年（1252），到宪宗五年（1255）建成。新府学的建筑齐整，规模很大。建筑有礼殿、贤廊、栖书之阁、豆笾之库、讲堂、读书斋、厨房、浴室、宿舍等等。礼殿里有孔子的塑像，还有“邹、兖二公”（即孟子和颜回）及十哲的塑像。贤廊有孔门七十弟子及二十四大儒的绘像。这些塑像、绘像以及在此举行的各种祭礼活动，体现了儒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化知识体系的权威，也是金亡后新的统治阶层使重建的地方组织合法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新的统治者急于要把民众纳入正统的文化体系中来。东平新府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学校，有学生75人。金代人数最多的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等学校都是60人。新府学的75人中，孔氏子孙家学占15人，由王磐负责，其余60人归教官梁栋。除孔子家学在东平新府学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外，金代朝廷太常礼乐也为新府学带来了荣耀。元初的宫廷礼乐是由东平严氏负责掌管，由衍圣公孔元措负责训练的。礼乐人员在新府学建成后，都安排在府学里面。府学的开学典礼与日常祭礼活动演奏的都是正规的宫廷礼乐，当时有衣冠礼乐尽在东平之称。在东平府学任教的学官、教师和学生可考的共27位。教师有宋子贞、梁栋、王磐、康晔、元好问、张特立、商挺、徐世隆、李世弼、李昶、李桢，而以府学学生出身任教的有李谦、申屠致远等。府学学生著名的还有阎复、徐琰、孟祺、李之绍、王构、张孔孙、杨桓、曹伯启、夹谷之奇、刘赓、马绍、吴衍、周砥、刘等。此外，著名元曲作家高文秀和张时起也是府学的学生，但是他们在府学的确切年月不详，只知是金末元初人。他们在中统之后，大都出仕为官，成为元朝中央与各级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也说明东平府学取得了很高的教育成就。府学的教育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士人的称许：“今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原府学之生徒。”东原府，即东平府。除梁栋、康晔、元好问、李世弼、张特立、李桢未知或未出仕外，二十几位出仕者均为政府要员。如，宋子贞，拜中书平章政事；王磐，为翰林学士；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徐世隆，官至山东道提刑按察使、翰林学士、集贤学士；李昶，为吏部尚书、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李谦，为翰林承旨；孟祺，拜翰林学士承旨。东平府学为元初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府学的师生，在中统、至元、元贞、大德、至大的50多年时间里，身任要职，声震政坛，形成了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作为元初华北的学术中心，东平府学还迎来了许多访问学者，著名的有李简、刘郁、王若虚、魏璠、张德辉、郝经、胡祗遹等。直到1293年，东平府学依然是华北的一个学术中心。在蒙古、金、南宋争夺的战乱的山东东平地区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华北学术中心——东平府学，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东平府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华北中部偏东的一个中心，易于聚集人才。其次，严实在东平的出色管理，把东平造就成一片乐土，一方面跟蒙古对金、南宋作战，一方面致力于管辖区域的经济文化建设。他的兴学、养士政策也极为成功，为东平府学兴盛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再次，蒙元统治者，尤其是窝阔台和忽必烈，逐渐认识到儒学和儒士的作用，陆续采取了一些兴学政策，并用儒术选士，这是东平府学兴盛的又一原因。为严实所接纳的遗金士大夫，是以承继金代的学术为特点的，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东平学派。可以说，迟至严实去世的1240年，这个学派已经形成。1255年之后的新府学师生都应是东平学派的成员，府学成为其学术基地。东平学派在中统之前的几年里达到了鼎盛，为北方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关于东平学派的学术特点，日本学者安部健夫以“文章派的华士”为之定位，认为他们重浮华，喜宴游，好诗文，并把赵复、窦默、姚枢、许衡为主的北方新理学派与东平派对立起来，认为新理学派是“德行派的正士”，其学术是致力于人格的陶冶，是“为己之学”、实践之学。本书通过对金代学术和东平派学术的考察，认为安部健夫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东平派是继承金代学术的士人集团。金代的学术可以归纳为词赋之学、诗学、经学与理学三个方面。由于科举的需要，很多士人以词赋为重，而有些学者为反对这种学风，重视诗学，尤其是南渡之后，诗学为盛。这两方面在东平学派里都有所反映，但由于战乱和蒙元统治者的取士政策的原因，它们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所削弱。关于经学与理学的情况，金代许多著名人物都有着很高的经学成就。如一代大儒赵秉文，应奉翰林文字麻九畴，翰林直学士王若虚、李纯甫等。陵川郝氏，晋城李氏，东平刘氏，李氏，莒州张氏都是金代以经学传家的经学大姓。元名臣郝经，治经业儒者六世，百有余年。李俊民，以经学传家，尤长于《礼》。郝氏和李氏家族的理学出自程颢亲授。李世弼，从外家受孙复《春秋》学，为北宋初泰山学派孙复的传人。除此之外，经学名家还有李献甫，精于《左氏》。大定进士、监察御史梁襄长于《春秋》。金太常卿范拱，泽州晋城王翼，国子祭酒、赵秉文门人冯延登，以及高仲振、吕豫深于《易》。王去非、王去执兄弟，郭弼宪等诸公，也是六经百家的饱学之士。此外，金代伊洛之学的传承人物还有隐士杜时升、翰林直学士王遵古、翰林应奉刘从益及其子刘祁、元国子祭酒王恂父王良、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通邵氏易学的有高仲振、张潜、张著、王磐、王经、杜瑛、萧汉中等。理学在金代的传承一直未曾断过，而且在金代中后期的士大夫中还广为流传，可以说，除了那些专为科举之学而不读其他书的举子外，士大夫们对理学多少有所了解。东平学派最大的学术特点就是继承并发展了金代的经义学和理学。东平学派不仅仅继承了金代学术中理学的内容，而且在元初南方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后，还接受了新理学的思想，这种接受又是十分自然的，表现了旧金理学与元代新理学之间天然的联系。王磐从麻九畴得邵雍《易》学，并传之刘赓；康晔以《书经》见长；李世弼、李昶父子从刘氏受孙复《春秋》学，李谦从之学，又传王构、李之绍、曹伯启等；刘肃、张特立为程颐《易》学的续传弟子；夹谷之奇出东平后又从张学，尽得南宋理学之精华。除此之外，李桢在东平府学教《大学》；元好问从郝天挺学，虽以诗文见长，但他是程颢的再传弟子，学问贯穿经史百家；商挺以经学见长，曾教严实诸子经学，并与姚枢、窦默等合编《五经要语》呈送忽必烈；徐世隆中进士后不仕，长年在家读书，经史诸子无不研究；申屠致远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学问广博，通经史百家。东平府学的几位主要教师都是经学专家，所以，学生阎复、徐琰、孟祺、杨桓、张孔孙、马绍、吴衍等也应深通经学。以此可以得出结论，经学，包括金代传承的北宋理学应是东平学派的学术基础，它在东平学派的学术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综上所述，东平学派是以经学、北宋—金的理学为中心，兼及词赋之学、诗文之学和杂剧、散曲的文学艺术等内容，基本具有金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派别。其积极的为政精神和成员大都出仕为官，实现了儒学践履的学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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