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社会史_刘晨著_9787520343305

　　太平天国定鼎金陵，江南社会剧烈震荡。各阶层群体的政治取向发生分化，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表现为消极避世、合作或对立等多重面貌。其中，民众与太平天国对立关系的形成、发展直接导致太平军对清战争形势的逆转。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所展现的对立内涵具有特殊性和说服力。这些集体行动主要是利益的对抗，事件本身不甚具有明显的政治敌对意识；民变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参加者是先前在社会分化浪潮中归顺或遵从太平天国统治的群体，他们的呐喊传达了更为真实的历史信息。“天国”民变的时空分布、人员构成、类型区划、动员模式、太平天国政府的调控应对等诸项因素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重要表现、成因及影响。与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天国”民变的各项要素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
　　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特别是经济政略。虽然文化反感与禁毁偶像、变动婚丧礼法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是士绅和普通百姓排斥太平天国的重要原因，但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才是引发士绅和普通百姓共同参与民变的根源。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方式转向的误差主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在田赋制度方面承袭清朝旧制旧弊，以及在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时自我孤立的政略。从这个层面说，太平天国只是在占领区实现了政权的易手，并未能实现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于是经济政略的弊病直接促生了江南在太平天国短短三四年统治期内的数十起民变。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同样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其次，“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民变与团练、盗匪、腐败、内讧等不安定因素愈演愈烈，官、绅、民的关系陷入结构性失衡，社会失控加剧，太平天国的内溃之势已萌生于军事溃败之先。社会战略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在太平天国占领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政治实践的主角仍然是“天国”政府官员和太平军。他们通过普及乡官制度将乡村管理纳入国家政权系统运行轨道、不遗余力地干预敏感的业佃关系和倾向动用军队镇压因租佃事务而起的民变、力图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救济和公共工程等领域的角色，均体现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国家权力不当控制地方社会的直接反映。一般来说，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程度和干预介入基层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愈是“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地区，民变的数量愈多，规模愈大，烈度愈强。我们并没有充分看到太平军的控制困守于行政城市城墙之内的现象，也没有看到正统乡村名流继续稳固地掌控农村，反而发现太平天国以较为积极的姿态涉足地方事务，士绅的传统权力在“天国”统治区也因乡官制度的束缚、民变的打击、太平军的打压、土地的丧失、生计无着、乡绅数量的流失、社会结构重组等原因遭到限制和削弱。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统治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战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
　　处动荡时代，民变频发，种类繁多。在面面俱到的一般性叙述和较深入的特定时空特定对象研究的两选之间，应对研究的时段、地区和对象有所侧重，研究区域：偏重于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效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江南；研究时段：瞩目于太平天国的后期；研究对象：框定于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

　　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晨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研究》即将改名为《太平天国社会史》，公开出版，我很为他高兴。与当初作为显学相比，太平天国史研究已趋冷落。就在这种形势下，刘晨同志坚持研究，从《李昭寿平议》，到《萧朝贵研究》，再到《太平天国社会史》，十几年间成果频出。这种刻苦钻研、矢志不渝的精神，我是十分赞赏的。
　　读完这本论著，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地方值得称道：
　　一是史料新。太平天国史的基本史料多达几千万字，阅读量之大远超一般课题。作者在充分研读基本史料的同时，还利用了一些尚未公布的稀见史料，像记太仓事的《避兵日记》，记吴江事的《黄熙龄日记》，记杭州事的《再生日记》《记事珠：咸丰庚申附辛酉日记》，记绍兴事的《劫难备录》，记苏州事的《胥台麋鹿记》，记常州事的《蒙难琐言》，记桐乡乌镇事的《寇难纪略》等，这些资料大多是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中查阅文献时发现的。作者还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资源。在资料上的另一特色是节选和考释了部分太平天国时期慈善家余治绘的《江南铁泪图》，作为论述的图像反映和史料旁证。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史料功底，不仅需要有发掘史料的敏感、编排史料的技能，还要有对史料和史实的考辨能力。作者重视考辨史料、考据史实，充分发掘利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史料，在研究中就一个问题旁征博引，反复论证，正如罗尔纲先生提出的，历史学家需要具有一种“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精神，这就保障了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二是视角新。历史学家应该兼具文献学家的实证功夫和哲学家的思辨精神。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过去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关注“反抗反抗者”的历史，缺少系统阐述民众与太平天国复杂关系的另一面——对立层面的表现、成因和影响。这一问题富有深意且耐人寻味。这对全面、客观评价太平天国也极有必要。作者指出，他立足民间，关注下层社会，试图构建民间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史。这也是建立在对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史充分掌握并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过去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除已有的李文海、刘仰东二位先生的《太平天国社会风情》等论作以外，研究仍然不足。太平天国民变的研究实际上涵盖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作者对这一研究空白，作了初步探讨，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从全书论述看，作者的旨趣基本达到。
　　三是方法新。全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是对江南地区的民变、田赋、地租、杂税、人口、土地等大量数据进行了系统计量考证，在此基础上对获得的知识做进一步的分析、解释，将感性知识向理论的高度升华。再就是运用了比较研究法，例如将苏南前后期民变、同期太平天国统治区和清政府辖区的民变进行比较，江南民变构成要素的统计比较、具体案例的比较等，视野比较开阔。再就是多角度写作的方法，将总体与个案研究结合、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结合，全书既有个案的细腻分析，也有宏观的深入研究。作者还对《太平天国社会史》的叙事时空进行了延展，以太平天国为研究主体，却不局限在太平天国，将长时段、大历史观同微观时段相结合，按照太平天国历史演变，展现了一幅晚清时期江南地方社会发生危机的全景画，从而避免了写成民变的专史。这些都是该书在方法论上的闪光点。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