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_刘文祥_9787559817150

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事物。它的诞生既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也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本书以大学存在的空间场域校园为研究对象和切入口，是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的一项个案研究新成果。全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揭示了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过程，还原了其间各方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建校先驱为新校园诞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该书又将珞珈山校园的诞生，置于近代中西建筑文化激荡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了这一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所折射出的建筑文化意涵和时代思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及建筑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义。

引子

1915年秋天，一位名叫Frederick Gardner Clapp的美国人，带着几位随从，在扬子江畔古老的武昌城墙上走动顾盼。四年前的这个季节，正是在这座古城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

与那个年代许多来华的外国人一样，这位美国人也取了一个更接地气的中文名字马栋臣。这个听上去沾着些西北风沙味道的中文名，或许与此前他的经历有关：作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勘探技师和地质工程师，他和他的伙伴们稍早前刚刚完成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地质考察。这次历时半年的石油勘探活动，没有获得任何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发现，进而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中国贫油论这当然是后话。与此前在大漠孤烟之地的艰辛勘探相比，此时的马栋臣，正在享受一次轻松愉悦的南中国之旅。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一套没有颜色但明暗对比鲜明的老照片里，感受到当日骄媚的秋阳。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汉口开埠，就已经陆续不断有来自西洋各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携带照相设备来到武汉三镇，为这座华中名城留下火棉胶或鸡蛋清上的影像。民国初年出现在武昌的这位马栋臣，似乎已是姗姗来迟了。不过，他为这座城市留下的影像，多少还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对于城市街区的繁华嚣攘，他似乎有些意兴阑珊至少这些景致没有激发他按下快门的冲动。从马栋臣在武昌拍下的全部照片里，我们几乎可以完整还原出这天这一武昌一日游线路：他爬上武昌明城墙转了转，随后便由宾阳门（大东门）出城向东，坐上一辆黄包车，直奔稍远处的洪山而去了。在这个阳光和煦的秋日午后，爬上武昌东郊洪山山顶的马栋臣，将他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东面延绵的丘陵，和更远处一片模糊的水域。

通过这帧历史镜头，我们不难感受到作为地质学家的马栋臣，对武昌郊外丘陵大泽的好奇与兴趣。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后来立志要推翻中国贫油论的另一位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这张照片拍摄后十数年，也同样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了照片里的山山水水之间。而这片童山濯濯、几无人烟的荒郊野岭将要发生的巨大改变，在民国初年刚刚经历兵燹而残破衰败的武昌，也同样无人能够预知。

在过去的百年时间里，改变一词对不同代际的中国人而言，有着相差过于悬殊的不同尺度。1908年，当一座40米高的红色水塔，在一马平川的汉口市区拔地而起时，那刺破天穹般的视觉冲击力，曾代表了20世纪初这座中国内陆城市在改变一词的直观意义上能够演绎的极限。而如今，在这座以每天不一样为口号的城市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仅对于日日刷新的城区面积和建筑高度已然无感，即使是面对山川地貌的沧海桑田，也似乎已然不以为奇了。当年马栋臣所见城墙之外的那个山岚起伏、大泽渺渺的武昌郊野，早已被连片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城市快速路覆盖其上了。以今天的记忆和经验为基础，想要确切体悟改变的历史意涵，似乎显得难以令人信服（图1）。

图1 城市高楼群包围中的今日武大校园，稍远处的洪山（照片左上角）已几乎被高楼遮挡隐没。作者摄于2018年5月

如果可以回到90年前的时空之中，我们或许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时将要在这片荒山野泽之间发生的改变所具有的真正意义。1926年起被陆续拆除的武昌明城墙，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无形地存在，并框定着这座城市的范围和边界。在1928年秋天，当李四光等一众要人来到这片远离城区的荒野之地时，胸中所怀却已然不再是十几年前美国人马栋臣的好奇与赏玩之心，而是要改变中国的壮志雄图。多年之后，曾参与其事的王世杰在台北的家中回忆起当年的想法，仍壮心不已：在我心目中，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希望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

图2 任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时的王世杰

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五级毕业纪念刊》，1936。

于是，落驾山变成了珞珈山，一座日后被誉为近代中国最美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它的营建之路。

然而，平心而论，这片将要承载如此雄心壮志的土地，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么山灵水秀、耀眼夺目。正如王世杰1938年10月离开武汉前夕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余首至此地，辟建此校之时，珞珈湖山，原为荒凉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复旧态。所不同者，今尚有伟丽之建筑，以慰湖山之寂寥耳。

显然，伟丽之建筑才是使得这里从荒凉冷僻之境变成学府黉宫，乃至如画风景的关键。而这些建筑或者说这座大学所将要改变的，也不仅是其所在的一山一水，更是这座城市的历史进程。

在有关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日益丰硕，题如民国大学那些事儿的书籍亦已有些泛滥，关于建筑文化或老房子导览一类的图文读本更是不乏其数的今天，相信本书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武汉大学的特殊性：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座从零开始选址、规划、设计并基本建成的国立大学新校园之一，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建筑史上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与既往的研究成果之间仍有着不小的落差。而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建筑史范式下的建筑分析，本书在建筑本身之外，更意在关注建筑作为一种活动的过程。在这里，珞珈山不是一件待评价的建筑作品，而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进程。它并不只是一个由砖瓦水泥组成的冰冷躯壳，而是一个由建筑、风景、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机体。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昌城郊，耸立于乡野之中的这个有机体，带给世人的观感，以及对城市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绝不只是如同今日俗论中的最美校园而已。

在本书的讲述中，我们或将发现，这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宏伟校园，更同数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度的连结和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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