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_孙绍振著_9787802411906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翻阅之余，一则以喜悦，一则以忧惧。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当年本着诗的信仰，为朦胧诗率真地抗争，义无反顾地坚守，已经为历史所肯定；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出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大的褒奖。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种不可抑制的忧惧油然而生。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翻阅之余，一则以喜悦，一则以忧惧。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当年本着诗的信仰，为朦胧诗率真地抗争，义无反顾地坚守，已经为历史所肯定；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越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褒奖。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种不可抑制的忧惧油然而生。
　　少年时代就立志以诗为生命，青年时代，更升华为以生命为诗。在“文革”浩劫中，被困于绝望之中，除了读诗能给我一点生命的精彩以外，我作为一个活人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那时，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贫困得只剩下诗了；同时，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要一打开诗，就感到比任何凌辱我的左派在精神上要富豪。1971年，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我失去了自由，包括没有阅读的自由，我唯一的精神天国，就是打扫厕所时偷偷得来的一本《西厢记》。我舍不得一下子读完，秘密用发给我写交代的白纸，以仿宋体手抄，来从容滋润、激活我濒危的生命的感觉。灾难有多深，对于诗情的渴望就有多深。对于诗歌艺术的忠诚，正是在灾难中养育起来的。也许就是凭着这一点，时机一到，我就义无反顾，悍然为朦胧诗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当时那股傻气，那股疯劲，那种自信，真有一种不虚此生的甜蜜。但是，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仅有为朦胧诗辩护这么一点亮色值得自慰。从那以后，也就是后新潮诗出现，在新诗进入新的探索时期以后，我就感到困惑。我对诗的忠诚，对诗的理解，和我许多挚友不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坚持我对诗歌艺术的信仰，就不能完全认同新一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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