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认同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音乐既是感知个体认同的媒介和途径，又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对族群认同的形成与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先后借鉴了人类学的相关思路与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关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出现了一批有着交叉学科学习背景的学者群体，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个案讨论音乐与认同学术议题，产生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如今，跨学科对话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态势。基于此，2017年7月10日至12日，内蒙古艺术学院成功举办了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来自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展现了富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一书便是在上述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多方的修订与完善，通过超越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方式实现对音乐与认同议题的整合性与跨学科研究。
序二
音乐与认同这两年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开始以一种跨学科的立场和田野民族志的方式来重新探究音乐与认同的关系。内蒙古艺术学院能够召集这样一次专题学术会议，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汇聚在一个空间里，通过各自的田野考察、经验研究和跨界思考，围绕这个总论题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讨论。遵会议的主要召集人魏琳琳的嘱托，让我写几句话，忝作序言。
跨学科的立场，和很多专题研究一样，对于音乐与认同研究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近代以来，现代学术逐渐成形，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科学分类观念，建立了一个个学科。原本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感知方式、文化表现和表达形式的仪式以及和表演有关的内容被切分成了艺术这样一种与西方审美观有着更多联系的专门化的词汇，有了艺术家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称谓。进而艺术学科范围内又划分出了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甚至进一步切分成更加专业的领域，或者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来分别加以探讨且分类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应的学科体系。学科建立之后经过专业从业者们的不断完善，建立了制度，形成了规范，为这些专门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过度专门化，这些学科引进中国之后，西方的艺术和美学概念、基本定义和相关范畴引入到中国，并且根据西方的学科框架，甚至有可能使之更加科学化，建构起现代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加之中国艺术教育为了规范化而倡导的一致性和集体性、缺乏个性培养的人文创造性基础，规范不断地被强化。在专业性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技术技巧，学科的独立性日渐加强。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人们更愿意以专业的眼光去考虑专业和学科建设问题，而往往就不再去思考艺术实践之外的，实际上是背后的目的和意义了，不再去关心人类从事这些活动的初心和诉求了。
经过切割的各个学科就如同扎着篱笆的园地，在园地中的作物有人精心打理，但在园地篱笆之外的鲜花或者毒草都不是在园地内耕耘的人们关心的事情了。更有甚者，把园地内部靠近中心的作物打理了一遍又一遍，而园地边缘的那些作物则不予太多关照，甚至几近抛荒。因此，我们应当对于这些处在篱笆边缘的，乃至于生长在篱笆之外，却对于篱笆内的作物产生着直接影响的作物及其生长的区域给予特别的关心，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收成。
音乐与认同关系甚为紧密，不仅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直接影响着音乐的存在形态和结构，音乐活动更会影响到认同的建构、延续和转变。民族音乐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共同来关心这个研究领域，可以实现对于音乐的更深刻、更广泛的理解和阐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延展了民族音乐学在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深度，另一方面也改进了人类学对于音乐的认识。杨民康研究员等民族音乐学家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认同问题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但音乐如何促进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也应当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对于社会文化人类学来说，音乐是重要的文化感知方式、表达形式和表征媒介。作为文化的感知方式，人们通过伴随其他感知方式的听觉感知这个世界，了解世界上作为文化实践者的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人类自身与物质世界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而且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秩序。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从听觉感官习得和适应这种秩序，并且以一种世界谐的方式，成为人类文化习惯的构成部分。以往在人类学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了世界观，也许在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方面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音乐是重要的文化象征性表达形式，文化的象征性意涵在音乐活动中是通过把不同音高和长短的音声按照某种规则组织起来加以表达的。音乐分析中涉及旋律、节奏、节拍、和声和弦、复调、速度、力度、音区音域、音色、演唱演奏法、调式调性等内容，还有音乐形象、主题、结构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这些似乎是更偏重音乐专业训练和专门性的研究。音乐在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都普遍存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感。然而，音乐形式是有文化差异的，不同文化对于音乐形式的不同方面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族群演奏鼓乐更在乎敲击的部位和力度，有些族群演奏拉弦乐器更强调音乐的流畅性，在这些案例中音准都不是音乐的核心。想要理解一种音乐形式，就不能仅仅按照某种既定的音乐分析研究方法去认识和理解。在跨文化的音乐理解中更是如此。理解不同文化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上的文化差异，就需要从理解这些形式入手。在田野调查中把握这些形式，是人类学研究者从事相关田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挑战和艰巨任务。
音乐对于人类来说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一种表征媒介，是人们表达文化意义和情绪情感的重要途径。尽管在专业音乐家看来，音乐就是一种借助音乐构成成分表达意念和情绪的语言系统，根据这些音乐构成成分就可以创作出新的乐曲来。但甚至在对不同音乐家的创作实践的研究中，如果不和音乐实践者有直接的交流，也许会与音乐实践者自身想要通过音乐来体现和传达的观念和情绪情感有很大的出入，就会出现对于音乐形象解读上的诸多差异。欣赏别人的作品时同一个音乐作品在不同听众，包括专业音乐人的意向中会有很大差异。在跨文化的民族音乐研究中，认识和理解异文化的音乐还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在感知、表达和表征这三个方面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象征性。象征意义是由人们用音乐的形式赋予的。不过，特别要强调的是，象征并非是固定的，不能说某几个音符组合就一定代表某一种象征意义。要知晓音乐的象征意义，就要将音乐实践者的音乐活动放置在其自身特定时间、空间、表演行为和相关器物的场景之中。通过对于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音乐活动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和关注文化实践者个人的理解及其行动策略的阐释，能够帮助调查者更好地理解和描述当地社会的音乐文化。音乐活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但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时间和空间，更是社会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介入其中的社会文化时间和空间构成了一个特定的音乐活动场域，成为容纳着多种主体、多重资源的载体，也是音乐活动开展和运作的具体领域。因此，需要我们到音乐活动的现场去考察，不仅考察音乐活动本身，更要考察与音乐相关的其他活动，还要考察音乐群体和地方的社会文化整体状况。在田野工作中，不仅要关注音乐本体，更要通过对音乐活动具体场景的深入考察去探究人们为什么而歌咏、为什么而演奏，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音乐。认同就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因此，我们非常乐意去推进这样一种跨界的研究实践。
2018年6月6日于北京恒勉斋
魏琳琳，中央音乐学院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2017年度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称号，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曾发表学术论文《海外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与认同研究》《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的研究路径译介以19822015年（Ethnomusicology）个案研究为例》《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的语境与认同以土右旗文化大院歌曲演唱为例》《蒙汉杂居区四胡演奏与族群认同研究》，译文《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建构一条民族音乐学学科新的路径》《上海江南丝竹乐社：语境、概念和认同》《后殖民时代科特迪瓦丹族中的表演、认同和坚守》等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内蒙古二人台音乐源流与文化风格研究》，承担《丝绸之路琵琶行大师吴蛮的世界音乐叙事》一书的英文文献翻译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蒙汉杂居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以蒙汉杂居区音乐实践活动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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