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的野马》后记
张瑞田
不久前，与几位文友小酌，其中一位80后的编辑问我：你写过一本远东喋血的书吧。我看着这位略胖，戴一副眼镜，总说自己的耳朵听不清别人的话，一脸憨厚的笑容，不乏几丝傲慢、很名士派头的人，点点头，说：这本书是2000年写的，18年了，我都忘记了。他笑笑，然后埋首摆弄手机，一会儿，我在参与饭局的临时手机群里看到他的留言：居然见到看过的书的作家本尊，缘分太快来得。80后的语言，望尘莫及。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浮现了我的拙作《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这是二十一世纪初，我为一部电视纪录片而写，时光荏苒，我的兴趣转移，这本书锁入记忆，不堪提及。
在这个不经意的晚上，我想入非非。青春岁月，激情澎湃，办报纸，拍电视，探险，写作，总觉得改革开放的时代，存在多种可能性，只要奋斗，就有结果。社会结构快速调整，价值观时常移位的青年时代，超越、挑战是关键词，一度乐此不疲。
这样开始一篇后记的写作，是想告诉读者，《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的时代过去了，八面出锋，欲望膨胀的时代也过去了，时间、情感、印迹、思考、疼痛、怀念、理想，固化成文，还在身旁。那本笔触历史的书应该成为纸浆，但，那个时期的经历难以湮灭，本书中的《它乡与故国》《断指的手掌》，依然可感青年时代的远东喋血。其实，每一个人任何一次的告别，都很难。
一个人的最爱，是不是会随时调整？不知道。对于我来讲，读散文、写散文的最爱，不曾改变。这一种多思多虑，又洒脱、风雅的文体，与生命情思、个人趣味天然和谐，它几乎就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在单纯的日光下或神秘的夜幕里，美丑、善恶、成败、冷暖、进退、古今、苦乐、爱恨，一一浮现。
这是读散文、写散文的理由。
《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之后，我两度赴亚马孙热带雨林探险，记录了亚马孙河两岸的老故事和刚刚发生的新故事，就有了不断再版的散文集《探险亚马孙》。年过半百，痴迷故纸旧墨，有了随笔集《百札馆闲记》《百札馆三记》。由着精神的需求去想，由着个人的经历去写，因此，我与散文有了难解难分的生命约定。
《忧伤的野马》收录的散文，少作与近作，短歌与长哭，讽今与刺世，观察与冥想，均是我成长的见证，思想的历史，它是宏大叙述的另一面，是个人的个人注释和艰难反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坦然面对散文了。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支持我写作的朋友们。
2018年11月30日于北京百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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