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员工都艳羡莱恩的成就，他们关于企鹅的理想以及在企鹅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豪感弥补了低薪和艰苦的工作条件所带来的不快。伊莎贝尔·奎格丽（Isabel Quigly）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进企鹅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助理。她回忆道，当时办公室很冷，有时候她和同事不得不穿着大衣工作。但是莱恩不摆架子、不夸夸其谈的作风吸引了她。他去世前几年，那时她已离开公司多年，一次在地铁，他一眼认出了人群中的她——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赞誉——他大叫了一声“奎格丽!”然后走过车厢来问候她。莱恩希望员工们尝试任何事情，不管不顾他们是否能胜任、是否有专业知识。大卫·赫伯特（David Herbert）就是靠坚持不懈地写求职信而骗得企鹅的工作机会的。他写了那么多信，到最后莱恩都觉得自己有义务聘用他了。大卫·赫伯特对图书销售一无所知，不过有一天莱恩却告诉他：“我希望你明天上路（去卖书）。问我妻子借车——尽管她会不高兴——去矿区。他借来了莱蒂斯·莱恩的迷你莫里斯。不过尽管他在威尔士陡峭的山路上饱受颠簸劳碌之苦，赫伯特还是一本书都没卖得出去。后来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很快就发现，汽车——或者说汽车不够用的问题——是企鹅人商量事情时常常提及的话题。驻伦敦的业务代表大卫·海基斯（David Hedges）有权使用迪克的罗孚车，而这辆车的所有者总是定期检查车上有没有刮痕、有无磨损。后来，迪克被派到墨尔本去管理澳大利亚分部，哈里·帕罗西恩被派到巴尔的摩，大量的时间和通信被用来讨论在全球范围内调用的二手车。

除了几个受人敬重的作家——特罗洛普（Trollope）、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狄更斯、罗伊·富勒（Roy Fuller）和P.G.沃德豪斯之外，作家们往往都不大会描写办公室的生活。不过一九四七年汤姆· 哈里森在他的《大众观察》中描写了哈芒斯沃斯的生活：八年前，企鹅特辑中的《大众观察下的不列颠》就是出自该组织手下，不过这篇报道仅供内部人士阅读。在报道的开头，作者就冷静地定义了企鹅的一般读者。大众观察团队在汉默史密斯、贝斯纳尔-格林、米德尔斯布勒和伍斯特这几个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在提供反馈的受调查读者中，有41%的中产阶级、17%的工匠和8%的工人阅读企鹅出版的书籍，企鹅图书的读者中有44%的人受过不同种类的中等教育，然而有8%的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另外，尽管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往往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工人阶级妇女，读塘鹅丛书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大众观察》引用《论坛报》调查表明“企鹅特辑打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市场。数百万从来都不相信社会主义宣传或工党政策的人发现他们受自己所阅读的书籍影响，一天一天走上了左倾的道路”。根据他们的调查，企鹅的读者投票给工党的可能性要比起那些不是企鹅读者的人高五倍。“毫无疑问”，《大众观察》宣称，“企鹅图书消费群是一个左倾的读者群”。

观察家们抛开数据，亲自来到了哈芒斯沃斯。虽然企鹅的员工——尤其是那些坚持住在伦敦市中心的编辑们——都得坐很长时间的汽车和火车去上班，另外一些人则骑车或走路穿过田野去上班。工作时间为早八点到下午五点或者早九点到下午六点，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公司的餐厅单调乏味，了无生趣。餐厅原属航空部，餐厅旁有个尼森简易屋，里面是财务部门，原来的飞机修理棚现在改装成了储藏室。董事长和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在一个地方用餐，也得自取食物，不过他们往往坐在一起。门一律开着，凉风嗖嗖地往里灌，不时有人大声叫“关门”，剩饭剩菜都喂了普里奥里农场的猪。大楼没有取暖系统，女士洗手间冷得像冰窟。公司鼓励员工自带香皂和毛巾。午餐后，那些没活干的人可以去打乒乓球，每人每月可免费体检一次。经历过“地下室”时代的人们之间有一股强烈的同志之情——迪克记得那个时候在深夜填写发票，听到老鼠的声音时是多么地害怕。很多人通常会援引莱恩和比尔·威廉姆斯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小酌一口，尤其是会后。会议往往气氛融洽，一点也不正式。弗洛斯蒂定期向同事们汇报“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群”的*动态，当代的文学作品在人们之中引起的感情往往比学术著作强烈。在每年一度的圣诞派对上，餐厅都会挂满讽刺画，食品放在长长的搭在条凳上的桌子上，大家戴起了纸帽子。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身穿白色的侍者服为员工服务，莱恩用一只企鹅形状的银摇壶为人们调制鸡尾酒

《特立独行的企鹅》

企鹅出版社**授权传记

*后的“绅士出版人” 改变世界出版史的人物

影响了英国人的品位、思想、知识，还有性格。

英国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1902-1970），是20世纪*著名、*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35年，他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用一包烟的价格将伟大的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

在莱恩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由此催生了企鹅出版社兼顾品质、风格和销量的出版精神。莱恩**次让《尤利西斯》在英国得以出版，并通过出版企鹅特辑推动了二战期间英国的反纳粹运动，而他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奠定了英国在1960年代的出版和思想自由。他一生的目标即是让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众接受普遍、优质而彻底的文化启蒙。

在这本企鹅出版社**授权的官方传记中，作者杰里米·刘易斯回顾了艾伦·莱恩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史，讲述了企鹅出版社的演变和始末；在勾勒莱恩非凡而生动的一生的同时，亦细腻地记录了二十世纪重大的社会变革。

序

杰里米·刘易斯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曾经写道：“没有两本传记是相同的，因为作者在每一本中都会注入些必定始终不同的自传因素。”这本传记事出也未能脱此巢臼。我出生时，企鹅图书已问世七年。我的整个童年对它们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从版和文学工作，对艾伦·莱恩及其同事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书写有关企鹅出版社成为全国性出版机构的那些岁月宛如重访一个记忆模糊的国度，早已远去，却依旧熟悉。尽管我与莱恩从未谋面，但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人物，有的自我的出版生涯初期既已相识，或知道其名声。

作为第二代企鹅图书的读者，我当时每个月都期盼着有什么新书出版，以为唯一值得阅读的小说，就是那些企鹅出版社用其著名的橙白两色统一封面的平装版小说。要想知道古希腊、汉诺威王朝、罗马天主教会、印刷术、卡尔·马克思甚至气候方面的知识，则自然想到蓝色封面的塘鹅丛书（Pelican Books）。对我们这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企鹅跟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全民医疗制度一样，似乎就是一个塑造我们生活的、仁慈的垄断者：一个独特不变的机构，没有对手，无与伦比。至于何人该对此一切负责，这一切如何而来，与我毫不相干。企鹅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我走出校门那年接受了审判，可我对此毫无记忆；甚至在七年之后我到柯林斯出版社(Collins)的营销部门任职，艾伦莱恩这个名字对我也毫无意义。

那些岁月里，出版人仍然还是值得报刊媒体关注的。那些彩色的报纸副刊时常刊登文章谈及书业两位令人羡慕的“奇才”汤姆·麦奇勒（Tom Maschler）和托尼·戈德温(Tony Godwin)。巧的是，这两位都曾经给艾伦莱恩打工。尽管讲述艾伦莱恩成就的专栏比关于其他出版人的要多，而且最近的文章都是关于他解雇了托尼·戈德温，但在我逐步熟悉出版界之时，他业已精力不济且病恙缠身了。他为其同辈的业界人士所尊敬，但在更广大的领域内没有证据说明他比诸如乔治·威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等多姿多彩的人物更受爱戴。和许多人一样，我错误地认为他发明了平装本。然而鉴于对他一无所知，我没有理由作他想。

对于一九七〇年他的去世，我什么都不记得，之前一年我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当初级编辑。同事中有位年轻人大卫·蒂尔，他娶了莱恩的二女儿克里斯汀，在那里获得一些精装书的出版经验，然后回到企鹅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喜欢提醒我们说，他的出版社被选中是因为自身的荣誉，而由于他的专业精神和对出版业的奉献精神跟艾伦·莱恩不相上下，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我跟妻子曾经到蒂尔夫妇位于“老磨坊”（Old Mill House）的住房里跟他们共进晚餐。老磨坊是艾伦莱恩的一栋优雅的建于十八世纪的房子，位于西德雷顿。从那时起，我就经常想，莱恩本人是否在这里待过。不久我们就各奔东西，我再也没有想起大卫·蒂尔，直到一九七七年在安德烈·多伊奇的八十岁大寿聚会上，他亲切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向我再次作了自我介绍。

我在一九六七年所进入的出版业乃是艾伦·莱恩业终生从事的行业。尽管出现过一些合并和并购，多数出版社仍然独立经营：很多出版社，像柯林斯和约翰·默里默里(John Murray)仍然是家族企业。其他一些，如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或者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eld&Nicolson），则由创始人管理。出版社的办公室往往都在布卢姆斯伯里或者考文特花园那些摇摇晃晃的乔治时代风格房子里。它们的门厅无一例外地塞满了棕色的纸包，楼上的办公室则兼有雅致和肮脏的格调。大理石壁炉架上乱糟糟地堆放着折角的展示卡和半空的酒瓶，可容双膝的维多利亚式办公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校样、书目、审读报告、旧咖啡杯、封面打样、满满的烟灰缸、尚未回复的信件以及干净的清样等等。除了一两个可怕的例外，出版业，至少是在定位高端的出版社，充满了男子气，人们往往已届中年。他们喜欢穿着户外风格的鲜艳的花呢西装或白色条纹西装，还都是加里克俱乐部或者萨维尔俱乐部的热心会员，喜欢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备忘录或者计算数字，并坚定地信仰漫长的午餐要有酒水相伴。财务和发行人员在那里接受（而不是发出）指令；而很多指令来自于出版人的 “嗅觉”或者“预感”，人们津津乐道于出版人怎样在餐桌上约到后来名噪一时的书稿的故事。很多辛苦活则是由那类旧式的职员，那些挺有钱但怀有一丝文学理想的前公学毕业生，以及最为珍贵的——一支稳定的中年未婚妇女队伍一起担当的。他们拿着低得可怜的薪水，每天晚上还要将装满篮筐的打印稿或者校样扛回家。

我离开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后，先后就职于A.P.瓦特文学经纪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然后在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做了十年。在我从事出版的那段时间，这个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莱恩也许并不喜欢或者主张那些变化。那些他所了解或有过合作的出版社——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Secker & Warburg)_、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威登菲尔德出版社、哈钦森出版社（Hutchinson）、他钟爱的博德利博德利·海德出版社（Bodley Head），甚至那家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廉·柯林斯出版社（William Collins）——都被大企业集团收购了。办公地从布卢姆斯伯里的排房换到了毫无特点的办公楼某个楼层。身穿白色条纹西装的中年男士被那些不再当温顺陪衬的女士挤到一边。无酒不成的工作午餐开始失宠，牛排、腰子布丁和红酒让位于三文鱼和带泡矿泉水。随着计算机和复印机喷涌出成堆的公文，官僚制度赢得了胜利，越来越多的会议用于讨论那些公文里的内容。出版商不再对那些爱谈论小道消息的专栏作者和人物作者感兴趣，而是转向公关人士、名人、电视厨艺节目主持人以及一个文化更匮乏的时代的其他英雄们。并且，正如托尼戈德温曾经预见的那样，随着各家出版社创立自己有竞争力的平装书品牌，为自己保留下那些曾经会交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并收回那些几乎像是企鹅出版社自己创造的图书的版权，企鹅出版社在图书市场的文学板块失去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某种程度上，莱恩那“有得也有失”（swings and roundabouts）的原则生存了下来：畅销小说以及园艺、棋类图书继续贴补着那些被忽略的十八世纪小说家的首部小说、无足轻重的回忆录、传记图书的出版。

拥有文学野心的出版人，由于一只眼睛看着时钟，另一只眼睛盯着大门并且缺乏这个行业所要求的偏执狂热，鲜有到达成功之巅者。和众多顶尖出版家一样，莱恩既非充满睿智也不附庸风雅，却兼有敏锐的商业意识和直觉性的良好品味，并具有阅读时代精神的能力。人们经常指出，他是个矛盾的角色，表现在他既和蔼又冷漠，既残酷又懦弱，既忠诚又寡情，然而——跟许多创立、经营商业帝国的人一样——他又是个简单、单纯的人，他所取得的成就比他对人类状况的洞察要更有意思，很少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常有的摇摆不定和优柔寡断。尽管并非是最书卷气的男人，他却是文学出版人，因为他用人人都买得起的图书定价普及了古往今来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他的影响则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学性的。就像《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BBC的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或威廉·哈利（William Haley）或者《新政治家》杂志的金斯利·马丁（Kinsley Martin）等人一样，艾伦莱恩是那些幕后操纵者中的一员。他们塑造了我所成长的世界，他们说出那些战后工党政府所体现的理想，这一理想又通过巴茨凯尔共识（Butskellite consensus）而盛行。它们只有随着撒切尔夫人的崛起而遭受怀疑。但是除非他们走上讲台，就像莱恩同时代的伟大的维克多·格兰茨（Victor Gollancz））一样，出版人们是难以捉摸、令人好奇的，很难被压制下去。政客、体育明星和士兵们在公共生活中忙活着自己，记者和学者们将他们写出来，出

杰里米·刘易斯，英国作家、出版人和文学经纪人，1965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先后任职于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查托与温都斯出版社，亦曾担任《伦敦杂志》副主编。著有《缓兵之计》、《家族精神》、《格林的阴影》、《塞西尔康诺利的一生》和《查托书局的办公室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