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中庸》作为儒家典籍《礼记》中的两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相传《大学》出于曾子之手，《中庸》为子思手笔，代表儒学谱系之正脉，故此二篇自汉代以来即常被抽出单行。清末学者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一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南朝梁武帝，不仅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到了宋朝，仁宗皇帝更以《大学》赐进士及第者。（见《三礼通论》）《大学》《中庸》义理精微丰富，修身齐家，性与天道，皆在其中，为宋明以来的儒者高度重视，成为他们建构人性论的基础。司马光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是《礼记》中最精要的篇章。（《书仪》）程颢、程颐兄弟对《大学》《中庸》二书特加表彰，将之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到了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首《大学》，次《中庸》，次《论语》《孟子》，真正建立了理学的经典诠释文本系统。
明清以来，“四书”为人所诵习之书，《大学》《中庸》尤为童蒙进学之首务，各种解说注释也层出不穷。到了现代，国学复兴，“四书”渐有家弦户诵之势。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坊间出版“四书”今注本极多，各有特色。本书作为笔者一己读书之所得，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辨析，力求呈现一个平正笃实、切当身心的译注本。笔者的希望是，一般读者不仅由此可以初步理解《大学》《中庸》的文义，也能进而对古代贤人的思想世界有所体认和感悟。
二
下面介绍一下《大学》《中庸》的主要内容及大致思想。
《大学》为后世最耳熟能详的无疑是宋儒所总结的三纲领、八条目，其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框架。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教，乃是让人从近做起，从己做起，修养德行，渐次扩充，至于家族、国家，最终平治天下。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古代有志兼济天下的士子们的理想人格。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程颐称为“初学入德之门”，洵非虚言。朱熹说得更加明确：“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可见其重视程度。
八条目中，最基础者为格物、致知，但历来论者解释颇不一致。朱子解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即今所谓“深入研究”之意。详味朱子“格物”义，略偏于知识论，影响较大。与朱子同时或后代学者异说，有解为格去物欲者，有释为亲手实践之义，各有其思想立场。笔者认为，格物就是亲历天下之事的意思，兼读书学问和人格阅历两端，所谓“致知”，大致相当于今天俗称的“长见识”。清儒陈澧说：“凡人欲增长见识，舍读书阅历，更无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可谓直截了当。
格物致知之后，乃是诚意、正心。诚者，真实无妄、光明不欺之谓，经传诸子每多称颂。《周易·乾卦·文言》云：“闲邪存其诚。”又云：“修辞立其诚。”《孟子·离娄上》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尽心上》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且整部《中庸》，最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诚意，是正心的基础。精诚不欺，心才不会被喜怒哀乐等一偏之情所左右，方能有廓然大公的气象。俗语有“忠诚”，诚意正心即是儒家之“忠”道。
儒家提倡忠、恕之道。尽心竭力谓之忠，将此道德推广扩充，及于家国，则需要“恕”道。《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此即推己及人之恕道。《大学》又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更加显豁。可以说，《大学》这里的“絜矩”就是“忠恕”二字的注脚。（唐文治《大学大义》引陆桴亭说）
以上即为《大学》一书的纲目与要义。其他以德治国、以仁化民、亲贤远佞、德本财末等内容皆由此延展。
《中庸》一书，开篇即言性与天道，貌似玄远，但处处落实在一“诚”字上。此外，《中庸》和《大学》一样，也提出了君子日常的“慎独”功夫。但需要注意的是，“诚”与“慎独”在《中庸》和《大学》中的地位性质是有差别的。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将诚作为圣人的自然本性。下面接着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的圣人可以化育天地，《文言》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庶几相近。这种对“诚”的推崇无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品德修养。
《大学》则将诚意和慎独放在一起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里的慎独基本属于为善去恶、慎于独处等身心修养方面。
《中庸》的慎独则不尽然，文中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着力于“不睹”“不闻”，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慎独”功夫，似乎已经带有本体论的意味了。因此明儒刘宗周说：“《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独是虚位。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刘子全书》卷十《学言上》）此说极为有见。
天道人性之外，《中庸》的论学语特多启发学者之处。如对“素隐行怪”者欺世盗名行径的不屑，对“半涂而废”者勇气力量不足的遗憾，对真正的君子“遁世无闷”、不求人知的赞赏，至今看来，仍催人警醒。又如在追求学问过程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彻底功夫，以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不懈精神，指示了愚蠢与聪明的辩证关系。又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三句描述的君子学问德行达到的辉煌境界，令人神往而仰止。如此种种，纷披灿烂，在在皆是。
古代儒者在道统说的影响下，多数认为《大学》《中庸》相通，共同构成了孔子—曾子—子思并下接孟子的一套思想统绪。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研究的细致，有的学者说《大学》和《荀子》义多接近，《中庸》则多发挥孟子之学，分属两套学术传统；也有的学者观点恰恰相反，谓《大学》近孟子，《中庸》近荀子。笔者认为，二书之有思想差异，自不待言；然其互通之处，也绝不少，当观其汇通，以见先秦原始儒学之精神。
“大学”之为教，层次井然，影响深远，至今遍播众口。“中庸”之为训，不离差等，无过不及，邻邦犹以为宝。以上略述《大学》《中庸》二书要义，聊为小引，未及详备，读者谅之。
三
最后，笔者对本书的译注方法、体例稍作说明。
本书文本乃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注疏》，注释力求平实贴切，不求深远玄奥，以明文义、通大旨为目的。《大学》《中庸》思想丰富，蕴含秦汉之前儒学古义甚多，因此本书对群经与《大学》《中庸》义理相通之句多加征引。清末学者黄以周作《子思子辑解》，《中庸》一篇详录郑玄之注，再加按语，体例严谨。近代唐文治先生学宗黄氏，所撰《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二书，于郑注之外，亦详录朱熹《集注》，更显全面，阐释义理也极平实，按语所录宋明儒者之说别择精严，于读者颇多启迪。本书略仿唐氏“大义”之例，遍录郑、朱二注（标曰“古注”），择善而从，为作今注，并加译文。译注之外，于义理精微或旧注分歧处，续有补充阐释，多本黄、唐二先生之书，略下己意，标曰“解说”。
附录部分，笔者选录了一些关于《大学》《中庸》的重要文献，供读者进一步阅读之需。
限于学力，本书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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