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胡适_任剑涛编_9787511723710

　　1962年，胡适去世。《重思胡适》是在胡适去世那年出生的几位学人茶聚的基础上形成的论文。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胡适思想的再认知”，包括高全喜、许章润、单世联、陈明和任剑涛5篇论文，下编“胡适话题的再探究”，包括欧阳哲生、燕继荣、陈志武和胡传胜4篇论文。正文后附录“胡适思想的当代考察——纪念胡适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实录”。
　　胡适是启动中国现代转轨的一代思想大师。他的思想贡献是多方面的。以其社会影响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既广泛深刻、又持续久远；以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而言，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的。前者，似乎可以说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转进到现代的结构；后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构来讲，言之成功，则远未可期。但胡适所指示的方向，绝对是正确无误的。在古今中西的强烈碰撞中，胡适为转型中国刻画的蓝图，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变成现实，自然是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显示答案的问题。

　　1962年，胡适去世；1962年，我们出生。
　　这当然是生命长河中偶然碰巧出现的两件事情。但无巧不成书。往往正是偶然出现、且不大相关的事情，一经关联性思考，就出现了某些令人惊异的内在契合。
　　在2012 年，1962年出生的几位学人茶聚，说起这一年中国的种种大事小事，总觉得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们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家想做一二件事情，以志我们在这一年活过。说来说去，胡适1962年的仙逝，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议论来议论去，大家觉得不论是就我们恰好这一年出生的偶然巧遇而言，还是就中国的现代转变来说，都值得为胡适召开一个专门学术会议，以便以一个较为正式的形式，表达我们对胡适的深刻纪念，也自我提醒知天命之年的我们，得为国家的发展思考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2012年的中国处在一个特殊政治年份，因此，是次会议不得不放到接近年尾的时间举办。好在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学术上也有一定收获。于是，在会议上，与会者达成共识，将提交会议的发言稿修订成正式论文，并交付出版，以便将这一次富有意义的胡适纪念会记载下来。
　　胡适是启动中国现代转轨的一代思想重镇。他的思想贡献是多方面的。以其社会影响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既广泛深刻又持续久远；以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而言，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的。前者，似乎可以说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转进到现代的结构；后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构来讲，言之成功，则远未可期。但胡适所指示的方向，绝对是正确无误的。在古今中西的强烈碰撞中，胡适为转型中国刻画的蓝图，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变成现实，自然是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显示答案的问题。不过，一切关心中国现代转型话题的人们，试图绕开胡适去申论相关主张，那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胡适的思想有一种不温不火的性格。不是说胡适没有激进的主张，支持全盘西化，就至今为人所诟病；也不是说胡适就没有维护传统的一面，他使美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护，甚至显得有些迂腐。但总体上说来，在中国文化急遽转型的历史剧痛阶段，他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他深切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转变之需，因此呼吁转型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但他并未因此提倡“不读中国书”。他自觉意识到中国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必要与重要，但并未走向一偏，即使提倡自由，但更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胡适的思想给人们一种矛盾重重的感觉：说他开怀拥抱现代，他一生却又花费了巨大精力，致力于整理“国故”；讲他潜心整理国故，却又对西方现代学术推崇有加。这不仅矛盾，而且有点两头不着岸的尴尬：整理国故，人们并没有将他视为与传统亲和的保守人士；引进西学，人们也没有将他看作现代学术的创制人物。这是他去世时被人认定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最重要的缘由之所在。在中国需要作别传统、进入现代的情况下，胡适缺乏决绝的态度，自然处在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争论漩涡之中：亲和传统的人士，对胡适切齿痛恨；支持现代的人士，对胡适缺乏创造备感遗憾。但不得不承认，现代学术的引入，缺乏胡适的努力，可能会出现巨大的缺失；传统的整理，缺乏胡适的倡导，可能会丧失现代生机。这就是胡适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思想史地位的扎实理由所在。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转变总是处在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历经晚清、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但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似乎仍处在艰难困苦的境地。在三个不同阶段上，人们对这一困扰中国人的处境，充满愤懑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状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少身怀振兴国家雄心的志士，生发浩叹、痛心疾首，不断发出惨痛的批判之声，决绝地斥责现实，绝望地看待未来。鲁迅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痛切诊断、对中国现实的绝望观察、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刻指正、对现代中国发展的痛心疾首，跃然纸上，活生生显示出一个“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中国那种无望的精神状态。与胡适相比较，鲁迅的精神气质与其相差何止千里。这是今人祭出“要胡适，还是要鲁迅”话题的动力所在。
　　其实，胡适与鲁迅并不那么对立。如果把鲁迅看作是中国人不得不“送旧”的代言人的话，他那种决然而然的批判态度，对传统、对现实的决不妥协，以匕首和投枪战斗的姿态，恰好凸显了中国作别传统的艰辛状态。如果把胡适视为中国人进入现代不得不“迎新”的传声筒的话，他那种试图混合古今中西精粹以逼进现代的取向，也恰好显示出中国进入现代的曲折复杂。鲁迅与胡适之所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两面旗帜，不存在要谁不要谁的客观理由，只存在偏重哪个面相的主观偏好。对此，只有那种深刻领会了对中国转型之难而引发的愤恨的人，才能理解鲁迅；也只有那些领悟了中国转型中理性的绝对重要性的人，才能与胡适相契。基于此，人们就有了平情对待鲁迅与胡适的理由。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态度，我们也才在死与生的偶然继起性中，发现了我们纪念胡适的特殊价值。
　　胡适，以及鲁迅，总是站在国家转轨的十字路口，提点人们。他们是观察、论述中国现代转轨的智者。在那个时代，他们以自由的心灵，触碰严酷的现实。不论是对现实强烈不满引发的愤慨，还是对未来发展的充满期待，他们都没有被现实所摧折、被压力所弯曲、被挫折所屈服，他们对国家和未来怀抱深切的期望。这正是表明他们心灵自由的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在精神深处相契合的地方。
　　鲁迅对现实的极端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无法模仿的。他那种决绝的姿态、入木三分的文辞、终生不妥协的作为，不是一般人所可以习得的。相比之下，胡适的可学性较强。胡适较为平实的人生取向、宽容待人的态度、中庸的为学方式，比较符合常人的思维与行动进路。当然，胡适也不是一般人即学即成的。他是大师，是一般人敬仰的对象。不过就一般人来讲，面对胡适，有一种相对亲切的感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与胡适那种自由而宽容的心灵相交，自然也就亲和很多。
　　探究胡适的思想，自然不是我们的直接目的。因为我们这群学者，除开一位公认的胡适专家外，其他人从未专门处理过关系到胡适的学术话题。几乎是一群胡适研究的门外汉，却要来专门论道胡适，也许会引起人们的讪笑。但我们也自有论说胡适的切实理由：不仅是因为他逝世的时候，我们刚好出生，似乎有一种人生—精神继起的禀赋。但这完全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关键是因为，胡适一直是我们各自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重要参照人物。尽管大多数论者没有专门研究胡适，但胡适未尝完全离开我们的关注视野。只不过此前缺少一个契机，让我们来专门整理自己对胡适相关论说的看法或学术见解。而这次，确乎有了一个申述各自关于胡适与自己专业研究关联性的机会。自然，由于参会者各自的专业视角和关注点的不同，切入胡适论题的角度便大为不同。不过从总体上讲，最后参会者提交的论文，可以切分为两个视角：一是论述胡适本人的思想，二是分析胡适开启的相关论题。
　　前一部分有五篇论文。
　　高全喜的论文“胡适：新旧之‘中庸’”，致力勾画胡适的思想性格。文章从蒋介石在胡适逝世撰写的挽联说起，解析胡适何以成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与蒋介石一生多相交集。胡对蒋，有尊重，有批评，有苛责；蒋对胡，有愤懑、有嘉许、有期待。彼此还算是一种君子之交。但蒋胡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胡对蒋有微词，但总还护着蒋；蒋对胡有不满，但总还是能够容忍。蒋对胡适一生的概括，确实比较准确地勾画了胡适的思想与人生特质。蒋胡有君臣之名，更有敌友复杂关系。双方能够相容，而没有走向一种决然的敌对状态，不能不说与胡适、当然也与蒋介石的中庸性格相关。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今中西”风云际会之际，这也是一种被时代所约定的精神品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所显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呈现出一种现代中国人的独特风骨。
　　许章润的论文“基于庸见的法意——胡适之先生关于宪政与法制的看法”，着重指出，胡适先生对于法制和政制、立国与立宪以及约法与人权，都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论，不仅旨在接应当日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而且触及到了法律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历史禀性。通过讨论立宪与建国的一元进程，人权与约法的内在机理及其政治理想，人民及其守法的共和主义，以及经由法制赋予民主以肉身的结构－功能主义，胡适思想展示出国家观念和自由理想、强有力的政府和立宪民主、统一的政制与多元政治理想、赋权的法律与守法的美德之间的紧张，以及法律的合法性与它的文化－历史正当性之间的对应性互动，等等。其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视角，对于一个转型时代的法制难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答案，而呈现出一种基于庸见和常识的法意。
　　单世联的论文“信念与错觉——评说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一些观点”，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大争论进行了回顾和评价。1934到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仅就发生在胡适等人编辑的《独立评论》上的文章而言，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统一，第二阶段的中心是中国应取何种政制。论战主要发生在知识界，对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并无明显影响，但其言论所涉，却是百年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回避的艰难选择，而其中的有些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听到。胡适在论战中写了不少文字，其根本主张是中国搞不了新式独裁，搞“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的独特解释包含着若干依然有效的问题，比如复杂社会中政府权力的扩张、技术专家的参政、民主的训练等等。重温古典自由理念，我们依然需要正视民主在当代世界的种种“新形式”。回顾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观点，不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助于澄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若干问题。
　　陈明的论文“重建儒家视野里的胡适——论胡适与儒家”，强调指出，胡适出身徽州儒学世家，自幼受正统的儒家教育，留学美国期间也长期以孔孟和朱子之徒自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期，也从未对孔孟口出恶语，更是精思十多年作成平生得意之作《说儒》，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处记录了晚年胡适对孔子和儒家的称道。可见，一般印象中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实际是片面的。研究胡适与儒家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他所伸张的“充分的世界化”，其实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胡适将充分世界化和天下观真正的重建两相联系，正是基于此，胡适对儒家的消解太过头，对重建儒家的现实重要性认识不足。反思胡适与儒家的关系，在重新认识胡适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儒家，重新思考重建儒家的意义。
　　任剑涛的论文“胡适与国家认同”，明确指出，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后一部分有四篇论文。
　　欧阳哲生的论文“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首先确认，胡适与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两位重量级历史人物。胡适日记为人们找寻他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交往提供了诸多线索，司徒雷登回忆录等材料则可显现他对胡适、北京大学的看法。胡适与司徒雷登在教育、外交方面相似的经历为他们的交谊奠定了基础；而对基督教的不同立场又预示了他俩之间的矛盾。胡适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对话，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板，是我们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司徒雷登站在宗教立场上、胡适站在世俗立场上看待相关问题。胡适与司徒雷登在种种问题上表现的立场和调整，不过是中西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的典型表现。他们之间既对话、争论，又彼此容忍，这就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样板，也为中美文化交流展示了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互相适应这一新的趋向。
　　燕继荣的论文“胡适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兼论中国国家发展历程”，基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中国的表面变局是中国经历“丧权辱国”到“民族复兴”的演变；实质变局是，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试图实现传统“天下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在这种古今之变、中西相遇的变化中，中国遭遇了严峻的“国家性危机”（stateness crisis）。晚清覆亡，旧的政治秩序解体。如何建立起一个对外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对内能够实施有效统治的现代国家，成为中国最为急迫的任务。面对危机，国共两党都沿用苏俄革命的经验，通过党治国家形式，实现建立现代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胡适对国共两党都持批评态度，这既是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底使然，也是其渐进改良“实验主义”哲学观念之必然。跳出简单的革命与反革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从“国家性危机”以及“以政党挽救国家”的危机应对方式的视野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能够更好地体认和阐发胡适思想的时代价值。
　　陈志武的论文“胡适‘自由梦’的经济基础”，在综合考察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倾向后，指出：五四时期与之前的中国社会运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旗帜鲜明地以个人自由为目标，以知识启蒙和新文化为具体手段。那场启蒙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决定了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命运，其中也不乏因认知盲点带来的灾难。当然，回头看，那次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从激进民主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到改良自由主义的胡适，存在着共同的知识结构缺陷，即都以人文哲学为主，对现代经济学了解甚少，以至于他们虽然都号称追求自由梦，但对自由梦所需要的基础制度只有模糊的理解，不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石条件。这些认知缺陷使他们除了热衷自由的价值取向外，没能为这一价值追求找到成功的具体实现手段。在我们今天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时候，有必要避免同样的认知盲点，最好能用现代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范式去审视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从而为“自由梦”夯实经济基础。
　　胡传胜的论文“中国的复兴与自由主义的理论难题”，首先指出了一个悖谬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现象。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至少十年时间，不少人认定，中国的崩溃似乎指日可待。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的崩溃似乎是国际共产主义或全球专制政体的最后亦是最大的失败。至今，中国崩溃与中国威胁仍然成为关于中国的两个最生动的想象。其次，作者对这样的悖谬进行了分析，强调指出，一方面，中国的复兴或富强并不全是虚构。不承认这点并不明智。中国的复兴遵循的是中国文化原有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复兴不仅是自由主义解释不了的、与自由主义无关的，甚至是根本反自由主义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是属于富强或民族尊严重建这个更大的话语的，而一旦中国的富强通过非自由主义的手段获得，这就为自由主义提出一个理论难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构成性因素时。
　　论文之后，附上了1962学人纪念胡适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会议发言实录。本来，发言中的大多数话语，已经为发言者写入了论文中，似乎没有必要收入本书。但读者阅读发言实录后可以发现，在会议进程中各位发言人的发言，不仅比书面语言显得活泼，而且因为是在严肃的学术对话中申述自己见解的，因此更增加了一种相互攻错的论辩性，这无疑有助于发言者甚至是阅读者在不同意见中有效整理自己的思绪。因此，将之收入书中，似乎不为多余。
　　这些论文，凝聚了写作者的深入思考和专业见解。其中，有若干论题是以往的胡适研究中较少提起或重视不够的。水平如何，得由读者评价。但我们的态度非常诚恳。这种诚恳的态度，不唯是对先贤胡适的，也是对我们自己1962学人所在的学术群体的，更是对转型中国需要深入剖析的理论问题的，自然还是对读者诸君的。经由现代先驱探究中国转型问题，是我们共同确立的群体研究志向，愿与同道和读者一起付诸实践。
　　1962学人以纪念胡适为契机的学术聚会，只是这批学人学术聚会的一个起点。这样的聚会会不会有些许学术创获？难说。一切望诸将来吧！时间，才是量度一切的刚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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