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插图典藏版）（上下）_罗贯中著，裴效维注_9787506396271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是中国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近五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不以敌我叙述方式对待各方的历史描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家出版社在1953年建社初期，较早出版的图书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部古典名著。是新中国以来出版很早、也是很有影响的版本之一。该四部名著，我们从繁多的版本中，选择了能体现著作精髓的版本，分别为：《红楼梦》（程乙本）、《水浒传》（容与堂本）、《三国演义》（毛评本）、《西游记》（世德堂本），邀请中国社科院专家精心勘校、注释，精选近二百张绣像插图，力求成为读者阅读的精选版本。

校注说明

《三国演义》既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又在我国小说史上起过开创性作用：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且是由文言小说过渡到白话小说、短篇平话小说过渡到长篇章回小说的桥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三国演义》，我国长篇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仅凭这一点，它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不仅如此，它更避免了一般开创者所难免的幼稚与粗糙，以精品的面貌展现于世人，达到了我国小说的最高水平，与后来产生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驾齐驱，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的典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还应该指出的是，《三国演义》还开辟了一条熔历史与民间传说于一炉、集民间艺人与文人智慧于一体、内容则亦实亦虚的创作道路，成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乃至神魔小说效法的楷模。无怪乎它不仅是我国的文学名著，而且突破国界，成为世界文学名著。

限于篇幅，这里对《三国演义》的价值不再赘述。下面仅对校注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说明。

一、作者问题

《三国演义》的作者本来不成问题，学界一致认定罗贯中就是它的作者。其根据除了明、清文人笔记记载之外，更有直接证据：现存《三国演义》较早的明代刊本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前一句标明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创作根据，即取材于陈寿的史书《三国志》。陈寿是晋代人，爵封平阳侯，故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即指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后一句标明了《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本贯中”，即姓罗名本，字贯中。“编次”相当于今之“著”或“撰”，只是古人谦虚，以为其小说并非完全创作，而是取材于前人的著作，因而谦称“编次”。考虑到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对小说极为蔑视乃至仇视，以至于小说作者不敢或不屑在作品上署其真名或仅署化名的情况，而罗贯中却敢于直署其真名实姓，足见其蔑视正统的文学观念，并对其所著《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充满自信，这更增加了《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所著的可信度。

然而近年来有人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提出了质疑。认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而《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因而罗贯中不可能是它的作者；有些刊本题“罗本贯中编次”云云，全是书商所为。它应该是从宋代至明中叶这五百年间民间艺人们的集体创作，总其成者则是明中叶的一位无名文人。这个观点不可谓不新颖，可惜论者未举出直接证据，只是根据《三国演义》的个别版本加以推断，故学界无人响应。因此，在这一观点进一步证实之前，我们仍将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的作者。

现存罗贯中的生平资料很少，最为可靠而又珍贵的资料，只有元末明初人贾仲明（一作仲名）《录鬼簿续编》中的罗贯中小传：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即元惠宗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再过五年就进入明代了，可见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由于《录鬼簿续编》依据钟嗣成《录鬼簿》的体例，仅记载元代戏曲家的生平事迹和戏曲作品，因而不著录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仅著录其三部杂剧作品：《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今存）、《忠正孝子连环谏》（已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已佚）。据明代人的记载，罗贯中的小说作品还有很多，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甚至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就连署名罗贯中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究竟是否罗贯中所著，也难确定。还有说《水浒传》为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或说是施作罗续，均无确证。

二、书名问题

《三国演义》在明、清两代的版本，至少有三十余种。书商为了谋利，给它起了五花八门的书名：除了在书名之前冠以“新刻”“新刊”“新镌”“新锲”“新锓”“第一才子书”“四大奇书第一种”等等以招徕之外，其书名本身也花样百出：或称《三国演义》，或称《三国志演义》，或称《三国志传》，或称《三国志史传》，或称《三国全传》，或称《三国志》，或称《三国英雄志传》，等等，令人眼花缭乱。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取名《三国演义》。由于这一书名简捷明了，不仅各个出版社竞相采用，而且有些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也予以承认，以至成为家喻户晓的通行书名。

然而有些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三国志演义》才是该书书名的最佳选择，其他书名都要不得。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认为明代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本（通称“嘉靖本”）的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此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可见这是罗贯中自己起的书名。“通俗”二字可有可无，完全可以省略。其二，认为《三国志演义》文从字顺，其意思就是“演”《三国志》之“义”。而《三国演义》却讲不通，因为“演”三国之“义”不成话。

我以为取名《三国志演义》固然可以，而取名《三国演义》也未尝不可，甚至更好。

首先，有人已经指出，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并非“嘉靖本”，而是黄正甫刊本，它的刊行时间要比“嘉靖本”大约早二十年（为免繁琐，这里不介绍论据），而此本的封面书名就是《三国演义》。如果这一结论可靠的话，便推翻了《三国志演义》为罗贯中所起书名的论断。退一步说，即使“嘉靖本”为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也不等于它就是真正最早的版本，因为嘉靖壬午距离罗贯中在世的年代已经一个多世纪，谁都不能保证在此一百多年间没有刊行过此书，因此认为《三国志演义》就是罗贯中所起书名的论断也难以成立。何况书商对于小说书名的态度向来是不严肃的，往往以是否能够招徕读者为取舍标准，乱改书名本是其惯技，上面所说此书书名的花样百出就是明证，因此根本就无法判断某个版本的书名就是作者所起的书名。

其次，“演义”一词何时、何书用于书名，其当初用意是什么，本人未加考证，不敢妄下断语。然而事实上它已经约定俗成，变成了“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的同义词。如《西汉通俗演义》《东汉演义》《东西晋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隋唐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等，不胜枚举。如果说《三国演义》不能作为书名，那么中国一大批以“演义”取名的小说岂不是全得作废，需要重新为它们起名吗？然而有谁能为它们起名？又有谁有这种权利？“演义”不仅用于历史小说的书名，而且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也早已为文人学者所认可。如清代钮琇《觚賸续编·文章有本》说：“传奇、演义，即诗歌、纪传之变而为通俗者。”鲁迅也把他的《故事新编》说成“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可见“演义”就是将史实敷衍为长篇章回小说或故事。既然如此，那么以《三国演义》为书名有何不通？又有何不可？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一名既然早在明代已有，如今又已通行，而且文从字顺，简捷明了，朗朗上口，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它废除。

三、校勘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现存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版本多达三十余种。这些版本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它们反映了《三国演义》不断进行加工修订，从而得以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一类为二百四十则（节、段），但无第几则字样；每则均有单句七字标目，如首则、次则分别为“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这一类版本即使不完全是该书的原貌，也是最接近原貌的，因为它还只是章回小说的雏形，尚不能算是标准的章回小说，显示了由话本小说向章回小说过渡的明显痕迹。

第二类是将原来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每两则合并为一回），并加上了第几回字样；回目也变成了双句，但不讲究对偶。这一类版本显然向标准的章回小说靠近了一步，但回目尚未达到章回小说的标准。

第三类即为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修订的本子（以下简称“毛本”）。“毛本”在保留了第二类版本一百二十回及每回双回目体制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从文字到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加工修订：将原来不对偶的回目，改写为对仗工整的回目；删掉了大量诏令、奏章之类可有可无的文字，等于去掉了许多赘瘤；删掉了不少“之”“乎”“者”“也”等文言惯用字，使语言变得较为浅显易懂；纠正了一些不符合史实的纪事，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以及著名文章，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等；删掉了周静轩等人的鄙俚之诗，换成了唐宋名诗；等等。这些修改虽然有改错或改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说，却使它更加完善。它使《三国演义》在形式上成为标准的章回小说，在语言上更加浅显易懂、简洁流畅，在内容上更加符合历史，在描写上更加细腻生动，从而提高了它的文学价值。正因为如此，“毛本”才能轻而易举地挤掉了几乎所有《三国演义》的其他版本，成为久传不衰的读本。因此我们提供给读者的，自然也是“毛本”。

“毛本”的初刊本为清代康熙年间的醉耕堂本，今已十分罕见，而它的复刊本却多得很。为了慎重起见，选用清代大魁堂本（醉耕堂本的复刊本）为底本，清代三槐堂本、扫叶山房本（以上两种也是醉耕堂本的复刊本）为对校本，明代“嘉靖本”、万历万卷楼本为参校本，同时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的标点本。由于《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因而也将它们作为参校资料。

由于“毛本”是一个相当好的版本，所以校勘时尽量保持其原貌。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做改动：

（一）凡遇确实不通或不合理的文字，无论是原书之误还是排印之误，均据别本改正，如无别本可据则径改。例如：

第二回朱儁说：“我来日宰猪羊狗血……”显然不通。今据“嘉靖本”改为“我来日宰猪羊取血”。与此相应的下文“盛猪羊狗血”，亦据“嘉靖本”删除“狗”字。

第二回潘隐说：“帝已崩。今蹇硕与十常侍商议……”各本均同。蹇硕既为十常侍之一，怎么能“与十常侍商议”？岂不是把蹇硕排除于“十常侍”之外了吗？故径改“与”为“等”。

第八回写刘表与孙策“相约以孙坚尸换黄祖”，下面接着写道：“孙策换回黄祖，迎接灵柩”。各本均同。“换回黄祖”，显然不通，故径改为“送回黄祖”。

第九回写王允暗伏百余武士刺董卓，“卓裹甲不入”。“裹甲”，别本或作“裏甲”，皆费解。唯扫叶山房本作“衷甲”，查《后汉书·董卓传》亦作“衷甲”。按“衷甲”即贴身软甲，类似于今之防弹背心。可见“裹甲”或“裏甲”皆因形似“衷甲”而致误，故从“衷甲”。

第十一回写吕布与曹操濮阳大战，说吕布手下有“八员健将”，即张辽、臧霸二将，以及“两将又各引六员健将”。如此则吕布手下健将不是八员，而是十四员了。今据“嘉靖本”改为“两将各引三员健将”。

第三十二回写曹操说：“我由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然后进兵。”各本均同。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可知“济河”非河名（济水），乃渡过黄河之意。故删除“由”字，加一逗号，使其成为：“我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然后进兵。”

第九十回说乌戈国主兀突骨“身长二丈”，实不可能。今据“嘉靖本”改为“身长丈二”。

（二）凡是前后矛盾之处，均酌情予以统一。例如：

第十五回写孙策和周瑜谋定活捉太史慈之计：“三面攻县（泾县城），只留东门放走；离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军。”下文却又说：“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马乏。”被孙策伏军活捉。各本均同。前后显然矛盾，故径改“二十五里”为“五十里”。

第二十七回写关羽过“沂水关”，守关将卞喜欲害关羽，被镇国寺长老“普净”所救。至第七十七回又写关羽死后“一魂不散”，飘荡到当阳县玉泉山，又遇此僧时，却说“法名普静，原是汜水关镇国寺长老”。人名、地名皆前后矛盾。人名据“嘉靖本”统一为“普净”；地名则据第二十七回的内容，选定为“汜水关”。

第四十四回写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劝孙权以刘、孙联合抗击曹操，孙权仍犹豫不决。周瑜对孙权说：“瑜请得精兵数千，进屯夏口，为将军破之。”以“数千”兵对付曹操数十万大军，即使夸张也太过；而下文周瑜又说：“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前后也不一致。故据“嘉靖本”改“数千”为“数万”，则合情合理。

第九十八回写魏兵统帅曹真派人打探蜀兵虚实，只见蜀营“只插着数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无及”，却并未派兵追赶。可下文却又说：“且说张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令人莫名其妙。查“嘉靖本”，在“兵已去了二日也”之后，有“真急令郃追之”，却无“曹真懊悔无及”。可见是毛氏父子做了改动，以致出现纰漏，前后不能照应。后来的所有复刊本，包括诸多点校本，均延续了这一失误。今据“嘉靖本”恢复原貌。

（三）《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其所写人名（包括字号）、地名、官名大多为纪实，但也有虚构者。对于后者，当然无从细究。对于前者，则最好能与史书记载相一致。因此，无论是毛氏父子改错的，还是原书本来就错的，一旦发现，均予改正。

人名如：“朱隽”改“朱儁”，“刘辨”改“刘辩”，“桓楷”改“桓阶”，“凌公续”改“凌公绩”，“愈元”改“俞元”，“张隽义”改“张隽乂”，“全综”改“全琮”，“霍戈”改“霍弋”，“毕范”改“毕轨”，“刘纂”改“留赞”，“郑褒”改“郑袤”，“周泰”改“州泰”，“司马亮”改“司马量”，“冒顿”改“蹋顿”，“刘璩”改“刘虔”，“滕循”改“滕脩”，“岑昏”改“岑昬”，“荀勗”改“荀勖”，等等。

字号如：关羽原字“长寿”，后改“云长”，今改“长寿”为“长生”；魏元帝曹奂字“景召”，改为“景明”；夏侯惠字“雅权”，改为“稚权”；夏侯和字“意权”，改为“义权”；丘俭字“仲闻”，改为“仲恭”；等等。然而也有例外，如张飞表字应为“益德”，而“翼德”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故虽错而不改。

地名如：“高堂”改“高唐”，“张陵”改“章陵”，“太谷”改“大谷”，“大城”改“犬城”，“桂车”改“挂车”，等等。又如第一百十三回说孙废吴王孙亮，派孙楷、董朝“往虎林迎请琅琊王孙休为君”。又说孙休“在虎林夜梦乘龙上天”。今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改两处“虎林”为“会稽”。

官名如：“北都尉”改“北部尉”，“致中二千石”改“秩中二千石”，等等。

其他个别文字改动者，不胜枚举，不再一一赘述。

四、注释问题

本书为普及本，注释只是帮助读者阅读书中的故事情节；且尽量节省书的成本，以便更多的读者能够买得起。因此有几部分文字不加注释：其一是书中所引诗词，多为作者借以评论，并非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略过它们，也不影响阅读本书。其二是书中的诏令、奏章、檄文、书信等，与故事情节的关系也不大；且文字较深，成语典故较多，注起来势必要占不少篇幅。其三是书中的人名（三国以前的历史人物除外）、地名、官名、官署名多不胜数，注起来十分繁琐，也占大量篇幅。因此这三部分文字不加注释。但也有例外，如中涓、常侍、黄门、郎、方面、参录尚书事、秩中二千石等官名，吴、会、西充国等地名，或字面上难以理解，或容易引起误会，故而也加注释。然而注释的范围仅限于叙述文字。

本书是历史小说，书中人物多帝王将相、文人才士，他们论事习惯于引经据典，卖弄才情与学问，以至牵涉到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如果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不讲清楚，势必影响读者的阅读。因此这一部分为重点注释对象，注释也就详细一些，并尽量交代出处。

本书用的是文言文，虽较浅显，毕竟较之白话小说要难懂一些，因此文言词语也属于重点注释范围。对于这一部分注释，则力求准确无误，简明扼要。

最后再顺便交代一下分段、断句和标点问题。

分大段已成为新版古代小说的惯例，这是由古代小说本身决定的，事实上也只能如此。然而分段的目的在于使其眉目清楚，略有间断，不至于使人一头雾水。因此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是每段以短些为好，不要太长，否则便失去了分段的意义；二是分段要恰当，切不可在不该分的地方分段，否则便会使作品支离破碎，反不如不分为好。

断句和标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断句是标点的前提，标点是断句的符号。两者相比，断句更为关键，一旦错断，不但标点失去了作用，而且势必歪曲原意，甚至大闹笑话。譬如某新版《武林旧事》对《赏花》篇中牡丹花品种的一小段作如下断句和标点：“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即使是花卉专家，看了这一段也会莫名其妙，因为世上根本不存在“姚魏御衣”和“黄照殿红”这两种牡丹花。其实这里说的是四种名贵牡丹花：“姚”是“姚黄”的简称，“魏”是“魏紫”的简称，“御衣黄”和“照殿红”又各为一种牡丹花名。因此正确的断句与标点应该是：“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又如某新版《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中对袁绍的一段话作如下断句与标点：“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正确的断句与标点应该是：“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断错的关键在于未将“河”理解为黄河，而误将“河北”当作了地名。这一错误在再版时虽然作了修正，但仍有其他断句的错误。有鉴于此，我对断句特别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此外，有些人在标点古代小说时，特别好用惊叹号和分号，大大超出了这两种标点符号使用的范围。其危害性虽然不及断句的错误，但也对读者理解文本的原意不无影响，因而本人也力求避免。

以上只是我对古代小说校勘、注释、断句、标点的看法和愿望，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这些愿望在《三国演义》中是否得以兑现，则不敢自信，谨请专家和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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