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做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苏轼，始于20世纪“文革”期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蛲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为苏轼“翻案”。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做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苏轼，始于20世纪“文革”期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蛲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为苏轼“翻案”。

三苏姻亲考
“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三苏妻氏对成就三苏的贡献
三苏后代考略
苏洵幼女八娘及其《自尤》诗
苏过与他的《斜川集》
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
论欧阳修
欧阳修的“闺阁丑闻
“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论蜀公范镇
评苏黄争名说
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
姑溪居士杂考
陈师道师承关系辨
苏轼与毛滂
论苏门后四学士
苏洵交游考
苏轼与江苏作家的交游

　　《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
　　三苏成为文学大家的原因很复杂，这与自古以来四川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在元代以前，四川文化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汉赋四大家除贾谊外，其余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唐代诗风的创立者陈子昂是四川人；李白虽未必生于四川，但至少青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杜甫也非四川人，但他现存1400多首诗中，有900多首即三分之二是在流寓四川的八年中写的。无论婉约词（《花间集》）还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都产生于四川。宋代刻书业很发达，眉州就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这些是出现三苏的大环境，至于三苏出现的具体原因，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二是靠妻子的支持。
　　现在很多人喜欢以家学渊源、师学渊源自炫，但家学、师学远没有自学重要。苏洵就没有什么家学渊源和师学渊源，完全靠自学成才。对他成才起最大作用的是他的妻子程氏。据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①载，程氏亦眉山人，年十八与苏洵结婚。在苏、程联姻时，程家虽为眉山巨富，但地位也不显要。程夫人的祖父程仁霸，仅为摄录事参军，而且不久即“罢归”。父亲程文应是大理寺丞，这只是父以子贵而得的“封官”。程夫人之兄程溶与苏洵之兄苏涣同科进士及第，苏、程两家才开始显赫起来。
　　程家富有而苏家较贫.程夫人到苏家后却恭孝勤俭，无丝毫骄倨可议之状。有人对程夫人说：“若父母非乏于财，以父母之爱，若求之，宜无不应者。何为甘此蔬粝，独不可以一发言乎？”程夫人说：“以我求于父母，诚无不可。万一使人谓吾夫为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将若之何？”故她不求娘家。苏洵年二十七仍不学，一日慨然对程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程氏回答说：“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于是尽出服玩卖来治生，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因此得以专志于学，卒成大儒。程氏有文化，喜读书，识大义。苏轼兄弟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的，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们亲授以书，成了他们的家庭教师。她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十岁以后，在苏洵“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①期间，则是以父为师，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说，轼“与辙皆师先君”。苏洵送苏轼兄弟人京应试，二人同科及第，程夫人还未得知消息，就已病逝于家。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铭日：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施于后嗣。”苏洵对贤妻之死是很悲痛的，其《祭亡妻文》（卷一五）言其“勉夫”说：“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京师，不远当还。嗟子之去，曾不须臾。子去不返，我怀永哀……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呜呼死矣，不可再得！”又言其“教子”说：“咻啕抚摩，既冠既昏（婚）。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东去，出门迟迟。今往不捷，后何以归？二子告我，母氏劳苦。今不汲汲，奈后将悔。大寒酷热，崎岖在外。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叹惊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我今西归，有以借口。故乡千里，期母寿考。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苏洵对程氏是“相期百年”，苏轼兄弟是“期母寿考”，但现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程夫人，三苏父子是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成就的。苏洵的成才比苏轼兄弟难得多，正如清人邵仁泓《苏老泉先生全集序》①说：“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愈）、欧（阳修），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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