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亨利是个热血的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红十字会并志愿到意大利战场担任救护车驾驶员，期间与英国护士凯瑟琳相识。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亨利被炮弹击中受伤，在米兰医院养伤期间得到了凯瑟琳的悉心护理，两人陷入了热恋。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发现战友们因厌战而情绪消沉。在部队撤退中，他毅然脱离部队，在和有孕在身的凯瑟琳会合后，历经艰险最后逃到瑞士。他们在瑞士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不幸的是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命运无情地夺走了他所爱的人，将他一个人留在凄风苦雨中，孤身单影漂泊异乡。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最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十七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加大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星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却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十八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发表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该书初稿用了八个月，修改用了五个月，而小说结尾则修改了三十九次之多。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居住，后侨居古巴，并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代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50年代，海明威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小说中孤军苦战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而那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则拨动了中外无数读者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1954年，他由于“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二
　　《永别了，武器》的小说原名是AFarewelltoArms，可直译成“告别arms”，而这“arms”一词是个双关语：它既有“武器”的意思，意指“战争”，又有“怀抱”的意思，意指“爱情”。遗憾的是，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双关语，因而无法寻求一个一语双关的汉语译名。以前我国有过《战地春梦》的译名，虽然蕴含了两层意思，但是重“梦”轻“战”，冲淡了小说的反战主题。两相权衡，现在较多的人倾向于译成《永别了，武器》，虽然意犹未尽，却突出了小说的反战主题。
　　这部小说以一次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以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别”了“战争”和“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如何毁灭了“爱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毁灭生命、摧残人性的本质。跟作者的许多作品一样，《永别了，武器》带有一定的自传成分。一次大战期间，海明威曾作为意大利战线上的一位救护车司机，腿部被炮弹严重炸伤，与亨利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所不同的是，海明威受伤是卡波雷托大溃败以后的事情，而亨利的受伤却发生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之前。另外，海明威在意大利疗养期间虽然也有过恋爱经历，但与小说中亨利和凯瑟琳的恋爱故事大相径庭，因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不过，作者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亨利与凯瑟琳结识后，开始只是同她调情，并非真正爱她。后来他腿部被炮弹炸伤，送到米兰一家美国人办的战地医院治疗，恰巧凯瑟琳也调来这里工作，亨利在她的护理下逐渐康复，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亨利伤口愈合后，本计划出去休假，并打算与凯瑟琳同往，不料出院前又染上黄疸病。等病好准备开赴前线时，又发现凯瑟琳已怀孕。凯瑟琳唯恐被遣送回国，因此决定暂不同亨利结婚，希望战后再成立家庭。亨利返回前线，正赶上奥军在德军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意军连连失利，全线崩溃，开始从卡波雷托撤退。亨利和他的车队也加入了大撤退。由于车辆拥挤、道路堵塞，亨利决定离开大路，抄乡村小道行驶。后因救护车陷入泥浆，亨利一行只好弃车步行，汇入意军撤退的行列。来到塔利亚门托河边时，亨利发现守桥的意大利宪兵正在逮捕和审问脱离部队的军官，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一一处决。亨利也被扣押，面对即将被处决的厄运，他急中生智，一头扎入河中，死里逃生。上岸后历尽艰险，来到米兰医院，得知凯瑟琳去了斯特雷萨。于是他便借了一身便服，去斯特雷萨找到了凯瑟琳。两人劫后重逢，自然欣喜若狂，倍加恩爱。但是一天夜里，酒吧侍者敲响了亨利的房门，告诉他当局第二天一早要来抓他，他只好借了条小船，跟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凯瑟琳分娩时难产，婴儿大人双双离开了人世。亨利望着“石像”般的凯瑟琳，万念俱灰，在雨中走回旅馆。
　　小说在一种虚无与幻灭的气氛中结束，强烈地暗示着作品的基本思想，即战争就是灾难，战争就是死亡。战争不仅给亨利个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也给参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小说第一章末尾写道：“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一场霍乱致使军队里死了七千人，这本是个不小的数字，海明威却用了个“仅仅”，确实发人深思！读者不由得在想：这七千人跟战争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意军仅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就损失了十五万人，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虽是战胜国，却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一百六十万之多，其中六十万阵亡，二十二万终生残疾。
　　有的评论家称《永别了，武器》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战争导致了爱情的悲剧，而爱情的悲剧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正是战争和爱情紧密交织在一起，才造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杰作。
　　三
　　然而不管战争与爱情如何交织，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是反战的主题。战争不仅夺去了凯瑟琳及其婴儿的生命，夺去了亨利的爱情和幸福，同时也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幸福。小说中有些人物，从士兵到军官到牧师，个个都厌恶战争，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回去过和平生活。
　　首先，在小说多处，海明威借助人物之口，表示了各级参战者对战争的厌倦，如第七章，发疝气的士兵问亨利：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再如第二十五章，亨利受伤康复后又回到前线，少校跟他说：
　　“……你这样说是一片好意。我很厌倦这场战争。假如我离开了，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么糟糕吗？”
　　“是的。就这么糟糕，甚至还要糟糕。……”
　　就在同一章，连里纳尔迪这个工作狂式的外科医生也厌恶战争：
　　“这场战争快要我的命了，”里纳尔迪说，“我给搞得十分沮丧。”他叉着手捂着膝盖。
　　“噢，”我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能有吗？”
　　与此同时，意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对指挥深为不满，对胜利失去信心。如英国少校跟亨利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弗兰德斯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我们都完蛋了。”（第二十一章）
　　由于指挥不力，导致了战场上的一片混乱不堪。亨利手下的救护车司机艾默是被意大利士兵，而不是德国士兵打死的。对于亨利一伙官兵来说，意军的威胁比德军还要大，因为意军“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另一个救护车司机博内洛则宁愿冒被德奥军俘虏的危险，也不肯为意军卖命，于是便开了小差。更为荒诞的是那些意大利前线宪兵。他们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中每抓到一个脱离部队的意军军官，既不让当事人申辩，也不做认真盘问，便通通枪决，作者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他们说：“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本身绝无任何危险，因而处理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第三十章）在这里，“大义凛然”是假，草菅人命是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一边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一边又向交战双方供应武器，大发战争财。等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扯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捡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把美国青年骗到欧洲战场去送死。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在小说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第二十七章）
　　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对世界、对人生完全抱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他在小说最后一章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跑，接着又往尾部爬去，挤在那没有着火的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第四十一章）在海明威看来，人类好比这着了火的木柴上的蚂蚁，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对于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世界不偏不倚，一律杀害。即使你不是这几类人，世界肯定还要杀害你，只是不那么急迫罢了。”（第三十四章）在小说中，亨利不少善良勇敢的意大利伙伴死于炮火，他心爱的人凯瑟琳好不容易熬过战争这一关，却死于难产。凯瑟琳生前最怕下雨，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雨是灾难和死亡的象征。在整部小说中，雨一次又一次地频繁出现，始终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
　　《永别了，武器》的悲剧色彩，更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亨利身上。亨利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同时又是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从战场上逃跑，而且逃离社会，满怀沮丧绝望的情绪。在他看来，任何信仰，任何理智上的思考，都没有实际价值，都是虚妄的，只有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幸福才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他不去追究这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唯一的希望是逃离战争，逃离社会，躲进“自我”的天地。因此，他所能做的，所想做的，唯有“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这是战后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期的“反英雄”形象。
　　四
　　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语言洗练，刻画逼真，既有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又有通过动作、形象表达人物情绪的动人刻画，尤其是他那千锤百炼的电传式的对话和简洁的内心独白，形成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一代文风。海明威的独特风格在《永别了，武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曾做过精辟的分析：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烦冗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董衡巽，2003：381）海明威的语言、句子结构简单，通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系起来；他选用普通的日常用语，厌倦“大字眼”，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以他的“冰山原则”最为著名。1932年，他在《死在午后》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其后，他又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于是，“冰山原则”就成了评论界研究海明威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有一个解释：如果一个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而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似的。显然，海明威在此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下面，我们就以小说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为例，扼要阐析一下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尽是卵石和砾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第一章）
　　一般说来，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应是对作品背景的简要交代。那海明威是如何交代的呢？时间：“那年晚夏”，但是没有说明是哪年；地点：只讲了“村”“河”“群山”等地貌特征，并未指出在何处；人物：“我们”和“部队”，但是没有说明“我们”是谁，“部队”又是哪一家的……这表明作者在貌似透明、简单的叙述中，暗藏着“隐”的手法，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思索的余地，让其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遣词造句上看，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几个极为普通的形容词“晚”“干”“白”“清澈”“蔚蓝”“空荡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晚夏的萧索与荒凉景象。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汇，这些词汇按照轻重音紧凑有序地排列，并用英语最常见的连接词and（和）加以联结，读来颇有内在的节奏，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文风。这种干净利落、绝不拖沓的白描手法，给人以笔法老练、简单澄明的冲击。
　　其实，海明威所描绘的图景倒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好处，那就是具有一种广阔的辐射力。作者不点明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点明战争的参与者，自然就有一种辐射力：我的描写适用于更多的战争，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都会给战争参与者带来死亡和灾难。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阅读海明威的小说，读者会有一个感觉：作者好像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此，海明威的好多作品只读一遍是无法理解其中深意的，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在看似平淡，甚至无意义的对话与白描中领会作者的深刻含意。如小说的最后一段描写：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指护士）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第四十一章）
　　这一段写的是女主人公死去，男主人公与其最后诀别。海明威没有正面去写主人公内心的悲恸，也没有任何场景的渲染，但却充分显示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的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在这里，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感情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尤其是“石像”这个形象字眼，着实耐人寻味：男主人公原先熟悉的那个活脱脱的凯瑟琳，现在却只成了一个死沉沉的、不动不语的“石像”。亨利由此意识到：自己心爱的人死了，而她这一死，他的一切也就化成了乌有！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最后，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故事虽然戛然而止，但是作品潜在的情感却达到了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爱情，最后作者也暗示读者：他“在雨中走回旅馆”，实际上是万念俱灰，彻底幻灭。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海明威作为战士、战地记者、战争小说家，他那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硬汉性格”，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同样，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冰山原则”的影响也是永恒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奥克帕克，美国作家、记者，被认为是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海明威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海明威的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的雪》等。1954年，他以《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十三章
　　我回前线的那天晚上，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个座位。火车定于午夜开出。它是在都灵组编的车，大约夜里十点半抵达米兰，就停在车站，等到午夜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到站，就上车去占。门房带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机枪手，以前在一家裁缝店干活，两人齐心协力，总会抢到一个座位。我给了他们买站台票的钱，还把行李交给他们带去。我的行李是一只大帆布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
　　大约五点钟，我跟医院里的人道了别，就出来了。门房把我的行李拎到他屋里，我告诉他说，我将近午夜时赶到车站。他妻子叫我一声“长官”，就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握握我的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一直帮我缝缝补补，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头白发和一张笑嘻嘻的脸。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像碎了似的。我来到街拐角的一家酒店，坐在里面等候，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雾。我付了咖啡和格拉帕酒钱，借着窗口的灯光，望着外面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望了望，看见是我，便笑了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一起走着，沿着人行道走过一家家酒店，然后穿过集市广场，沿街往前走，穿过拱门，就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中，教堂又白又湿。我们穿过电车轨道。我们左边是窗口灯火通明的店铺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雾蒙蒙的，等我们走近大教堂前面时，大教堂显得非常雄伟，石墙上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往前走。前头一座石扶壁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紧贴着石壁站着，士兵拿自己的斗篷裹住了她。
　　“他们很像我们，”我说。
　　“谁也不像我们，”凯瑟琳说。她说这话可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
　　“但愿他们有个可去的地方。”
　　“那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人人都该有个可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过了大教堂了。我们走到了广场的尽头，回头望望大教堂。教堂在雾中看上去很美。我们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面。橱窗里摆着马靴、帆布背包和滑雪靴。每一样物品都单独陈列着；中间是帆布背包，一边是马靴，另一边是滑雪靴。皮具呈暗色，给油打得像旧马鞍一样光滑。电灯光把上了油的暗色皮具照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再过两个月，缪伦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去那儿吧。”
　　“好的，”她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家橱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就走这条路，”我说。那是条很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中有很多行人。沿街尽是店铺，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有一家橱窗里放着一堆干酪，我们往里望了望。我在一家兵器店前停下来。
　　“进去看看。我得买支枪。”
　　“什么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解开身上的皮带，把它连同空手枪套一起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把手枪来。
　　“得配得上这枪套，”我说，一边把手枪套打开。这是个灰色皮枪套，是我从旧货店买来的，在城里佩带。
　　“她们有好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差不多。我能试试这一支吗？”我问那女人。
　　“现在可没有地方试枪，”她说。“不过枪是很好的。包你买了没错。”
　　我啪地扳了一下扳机，然后再拉回去。弹簧相当紧，但却很顺当。我瞄准了，又啪地扳了一下。
　　“二手货，”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那可是个神枪手。”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又弄回来啦？”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也许你还有我的呢，”我说。“这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的。”
　　“好的。我还要两个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要不要军刀？”她问。“我有几把二手军刀，很便宜。”
　　“我要上前线了，”我说。
　　“噢，是吗，那你用不着军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钱，把弹匣装满子弹，推进弹膛，再把手枪插进枪套里，将另外两个弹夹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再把皮带扣紧。手枪挂在皮带上感觉挺沉的。不过，我看还是佩带制式手枪为好。那样你总能搞到子弹。
　　“现在我们可是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必须记住要办的一件事。我那支枪在我来医院时让人给拿走了。”
　　“希望这是把好枪，”凯瑟琳说。
　　“还要别的吗？”那女人问。
　　“不要了。”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注意到了。”那女人还想兜售点别的东西。
　　“你不要个哨子吗？”
　　“不要了。”
　　女人说了声再见，我们来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朝窗子里望去。那女人朝外望望，向我们鞠了个躬。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鸟的。人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民族，”凯瑟琳说。“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亲爱的？”
　　“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穿过街道，开始沿着另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凯瑟琳说。“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我们俩在一起，总是感觉挺好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可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了，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道继续走。雾气弥漫中，街灯也发黄了。
　　“你不累吧？”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走路挺有意思。”
　　“不过可别走得太久了。”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在街上走着。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拉着我的斗篷罩在她身上，这样就把我们俩都裹住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面高墙。
　　“我们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来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是一面砖墙和一些建筑物。街的前头，我看到一辆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叫辆马车，”我说。我们在雾中站在桥上等马车。几辆电车开过去了，满载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来了一辆马车，可是里边有个人。雾气渐渐变成了雨。
　　“我们可以步行或乘电车，”凯瑟琳说。
　　“总会有车来的，”我说。“马车都要打这儿过的。”
　　“来了一辆，”她说。
　　车夫将马停下，把计程表上的金属招牌放了下来。马车的车篷撑起来了，车夫的外衣上滴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帽子虽然打湿了，还在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光线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去那儿。”
　　“我们这样去行吗？不带行李去？”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过一条条小街，上车站可有一段很远的路。
　　“我们不吃饭吧？”凯瑟琳问。“我担心我会饿。”
　　“我们就在房间里吃。”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车夫。
　　“到曼佐尼大街去一下。”他点点头，到了下一个街角便往左拐去。来到大街上，凯瑟琳就留心找商店。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车夫停车，凯瑟琳下去了，穿过人行道，进了商店。我靠在马车上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雨中潮湿的街道和马冒着热气的气味。她拎着一包东西回来了，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真不错。”
　　到了旅馆，我叫凯瑟琳在马车里等着，我进去找经理。房间有的是。于是我回到马车那里，付了车钱，跟凯瑟琳一起走进旅馆。穿着带有许多纽扣的制服的小伙计帮着拿那包东西。经理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朝电梯走。旅馆里有许多红色长毛绒帷幕和黄铜装饰品。经理陪着我们乘电梯上楼。
　　“先生和夫人想在房间里用餐吧？”
　　“是的。请把菜单送上来好吗？”
　　“晚饭想来点什么特别的吧。是吃点野味还是来份蛋奶酥？”
　　电梯上了三层楼，每过一层都咔嗒响一声，后来又响了一声，便停住了。
　　“你们有些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在走廊里走着。地毯旧了。走廊里有很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再把门推开。
　　“就这间。很不错的。”
　　制服上有许多纽扣的小伙计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帘。
　　“外面有雾，”他说。房里装饰着红色长毛绒帷幕。还有好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叫人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个躬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然后拉了拉窗帘绳，那长毛绒厚窗幔便闭拢了。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那盏刻花玻璃枝形吊灯。她已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便伸手理起头发来。我从另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看样子不大高兴。斗篷掉在床上也不在意。
　　“怎么啦，亲爱的？”
　　“我以前从不觉得自己像个妓女，”她说。我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到一边，朝外面张望。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你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自己像个妓女，滋味不好受。”她的声音听上去又冷漠又沉闷。
　　“这是我们能住的好的旅馆了，”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看得见车站的灯光。街上有马车驶过，我还看见了公园里的树木。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唉，见鬼，我心想，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争吵吗？
　　“请到这儿来，”凯瑟琳说。她沉闷的音调消失殆尽。“请你过来呀。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朝床上看过去。她笑盈盈的。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吃过饭以后，我们心情好起来，随后，就感觉非常快活，又过了不久，这房间就像是我们的家了。在医院里，我那间病房曾是我们的家，现在这个房间同样是我们的家了。
　　吃饭的时候，凯瑟琳披着我的军上衣。我们都很饿，饭菜味道不错，我们俩还喝了一瓶卡普里和一瓶圣伊斯特菲。酒主要是我喝的，不过凯瑟琳也喝了一点，喝过后觉得很带劲。我们晚饭吃了一只山鹬，配上蛋奶酥土豆、栗子泥、色拉，甜点吃的是意式酒蒸蛋糕。
　　“这房间不错，”凯瑟琳说。“很舒适。我们在米兰期间，本该一直住在这儿。”
　　“这房间布置得挺滑稽的。不过还是不错。”
　　“淫乱活动是一桩奇异的事，”凯瑟琳说。“经营这种行业的人似乎挺有品位的。红色长毛绒的确不错。正是需要这样的东西。镜子也很诱惑人。”
　　“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不知道早晨在这样的房间里醒来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过这房间真是很棒。”我又倒了一杯圣伊斯特菲。
　　“我倒希望我们能干点真正的坏事，”凯瑟琳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很难相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只是觉得饿。饿极了。”
　　“你是个单纯的好姑娘，”我说。
　　“我是个单纯的姑娘。除了你以外，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我初遇见你的时候，有一次花了一下午想象我们将如何一起去加富尔大酒店，情况会怎么样。”
　　“你真不害臊。这可不是加富尔大酒店吧？”
　　“不是。他们那儿是不会接纳我们的。”
　　“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我们的。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亲爱的。我从来什么都不想。”
　　“你压根儿什么都不想吗？”
　　“想一点，”她说。
　　“噢，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我又倒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起初我不这么想。我以为你是个疯姑娘。”
　　“我是有点疯。可我不是复杂意义上的疯。我没把你搞糊涂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酒让你忘掉一切坏事。”
　　“酒是好，”凯瑟琳说。“但它让我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痛风病。”
　　“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有痛风病。你不必见他。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吗？”
　　“你不必见他。”
　　“我们多幸福啊，”凯瑟琳说。“我不会再对任何人感兴趣了。我嫁给了你，真是很幸福。”
　　侍者进来收走了餐具。过了一会儿，我们都静下来，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楼下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我便说：“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的战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了解那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写的。但那讲的是一个姑娘不愿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很冷静，便想谈点实在的事情。
　　“你准备到什么地方生孩子？”
　　“还不知道。尽量找个好地方吧。”
　　“你准备怎么安排？”
　　“尽量安排好。别发愁，亲爱的。战争结束前，我们也许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快到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你想它时间到，那时间就到。”
　　“不想。”
　　“那就别发愁了，亲爱的。你先前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
　　“我不愁。你多久给我写一封信？”
　　“每天写。他们会看你的信吗？”
　　“他们的英语不行，让他们看也不碍事。”
　　“我要把信写得混乱不堪，”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
　　“稍微混乱一点吧。”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真不想离开这好好的家。”
　　“我也是。”
　　“但我们还是得走了。”
　　“好吧。不过我们的家总是待不久。”
　　“将来会待得久的。”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好好的家。”
　　“也许我马上就回来了。”
　　“也许你会脚上受点轻伤。”
　　“也许是耳垂。”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那我的脚呢？”
　　“你的脚已经受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吧。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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