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器》：
陶器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尤其是定居生活催生了陶器的出现。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残片出土于南方山区的一些洞穴居住遗址中，据碳一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
陶器的发明足以证明人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火，那些被火焙烧的土地或者黏土因落人火堆而变得坚硬定型，可能促使原始先民有意识地用泥土制作他们需要的器物。所以，我们可以说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各自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发明，而未必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传授与教导。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的陶器和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不论形制、器类、工艺与装饰都不一样，显而易见都是各自独立产生的。
原始人类最先可能采用的制陶技术，一般有捏塑法与贴敷法等。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原始人类用涂抹泥土的竹、木枝条筐篮汲水，由此受到启发，发明了在筐篮上敷贴泥土烧制陶器。这种说法虽然精彩，但大多数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果用这种方法烧制筐篮那样大小的陶器，结果只能得到一堆瓦砾。因此，人类制陶术的开端极有可能是烧制用手捏塑的小物品，即便烧造条件简陋，也可成形。在多次烧制成功的鼓舞下，先民开始思考黏土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成型方法改善、烧成条件，而后发展至专为焙烧陶坯的陶窑等等，后而能烧制出器型比较大的陶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境内屡现早期制陶遗迹。通过对这些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陶器残片的观察，发现了它们有泥片粘合的层理和陶片层理剥落的现象，这种现象首次被认定是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四层，即河姆渡文化一期的陶片。后在多处遗迹中被发现如湖南省石门县皂市镇遗址下层、大地湾遗址一期、河南密县莪沟裴李岗文化的陶片，以及更早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桂林甑皮岩等。这些遗址的年代都早于仰韶、红山、大溪、大汶口、河姆渡二期诸文化的年代，具有比泥条盘筑法更早、更原始的制陶术成型方法，文物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贴敷模制法”或“泥片贴筑法”。
所谓泥条盘筑法，是将拌制好的黏土搓成泥条，从器底起盘旋而上将泥条盘筑成器壁直至器口，再用泥浆胶合成全器，最后抹平器壁盘筑时留下的沟缝；或进一步一手在器内持陶垫或卵石顶住器壁，一手在器外持陶拍拍打，使器壁均匀结实，而后入窑烧制。
如若陶拍上刻印有花纹，器表则形成一种装饰花纹（即所谓“印纹”）。筐篮编织成器的方法，很可能是先民使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大型容器陶坯的启发，但这是较晚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才出现和普及的了。
轮制成型，是在盘筑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制陶技术，它借助于称为“陶车”的这种机械对陶坯进行简单的修整。在我国古文献中，陶车亦被称为陶钧，它是一个圆形的工作台，台面下的中心处有圆窝置于轱上，可围绕车轴作平面圆周运动。将陶坯置于工作台面的中心，推动台面旋转，便可用手或借助工具对器型进行整修。最原始的陶车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出现，考古学家在相当于这一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经过慢轮修整的陶器。虽然至今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车遗物，但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文化遗址中，确已出现轮制的陶器，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蛋壳黑陶，其胎体之薄与器型之规整，只有轮制工法才有可能产生。据山东省博物馆复原仿制验证，这种蛋壳黑陶极有可能在车制成型时使用了有支架的削刀，在烧成时使用了类似匣钵装置这样更为先进、细腻的工具。
轮制陶器是制陶术的飞跃，它所使用的简单机械陶车可以看成是现代机器车床的发端，它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可能促使了作坊与社会分工的发生。这种技艺的熟练使用，显然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
在工艺上也意味着制备原料即坯泥的巨大的进步。因为轮制陶器要求坯泥的品质要均匀、细腻，并且有相当的湿强度，如此，才能在陶车的惯性旋转中利用坯泥的离心力，使器壁较薄、器型较规整。
上述几种制陶术的出现虽有先后，但它们只是反映了制陶技艺的丰富与完善，并不意味着对先前制陶术的完全扬弃，许多古老的制陶手法仍为后代长期沿用。即便在现代，制陶业已具备了非常完善的机器制作的技术条件，但仍有许多艺术陶器（如紫砂茶具等）使用手工制陶的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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