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社拟修订出版“1945·中国记忆”丛书。《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是其中之一。
《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通过介绍抗战胜利后，南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地区审判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的过程，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书稿挖掘并使用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全面而客观地展现了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在对待汉奸、伪军问题上的共识及处理方式。
《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用翔实的史料，让人们看到汉奸对于抗战事业的危害和影响。
《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充分揭露了汉奸的丑恶嘴脸，旨在提高国人的爱国觉悟和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了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重温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和荣光，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组织相关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隆重推出“1945·中国记忆”丛书。这套丛书的具体书目包括：
《胜利大反攻》详细叙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日本侵略者陷入山穷水尽之际，国共两党军队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大反攻的历史。
《战区大受降》重点讲述日本天皇宣布《终战诏书》后，日本与中国在芷江进行洽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以及日本在中国战区签字投降的故事。
《台湾光复》系统叙述台湾先后沦为荷兰、日本殖民地的历史，以及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历程。
《国府还都》重点叙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的过程。
《日俘日侨大遣返》集中披露日本投降后，在中美两国的共同组织领导下，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遣返300万日俘日侨的故事。
《汉奸大审判》着重介绍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肃清汉奸、惩治汉奸和公审汉奸的史实。
《日本战犯审判》全面介绍战后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进行罪行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这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客观、真实、系统地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披露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揭示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振奋人心的画面。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同时，也希望“1945”这段充满荣光的历史永久地铭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
蒋介石当机立断：“马上与戴笠联络，让他先招抚汉奸、伪军，稳住局面，尽快想一切办法，制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大城市，等我们的部队进去以后再说。”当时，戴笠和梅乐斯离开重庆，前往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下属的一个高级办事处，负责处理招抚工作。
在军事委员会，一封封密电在电键的敲击下，随着电波飞向遥远的夜空……
延安枣园的灯光彻夜未息。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样让共产党的领袖们兴奋不已。蒋介石的命令到了，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部仍留守原地，听候命令。
对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以后将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毛泽东洞若观火。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紧急研究后，于当夜24时，发出以朱德名义签署的“第一号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解放区所有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依照《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后，率队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即须全部缴出武器。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行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紧接着，延安总部相继发出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命令，均为指示各部的进军命令及肃清交通要道之敌伪军，进行军管和准备受降等内容。
自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新华日报》上陆续公布了《南京伪组织汉奸名录》《上海伪组织汉奸名录》《上海文化汉奸名录》《北平文化汉奸名录》《新闻界汉奸名录》《金融实业界汉奸名录》《伪军头目名录》及《汉奸群丑脸谱》，并多次发表严惩卖国汉奸等社论，揭露汉奸卖国罪行，公布通敌罪状，号召人民起来揭发、检举汉奸，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将这些恶贯满盈的大汉奸绳之以法。
中共方面要求惩奸的正义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得到了重庆的各界人士与老百姓的热烈拥护，许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国民政府及早制定惩处汉奸的法令。
此时，戴笠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到南京会见冈村宁次，告知：“冈村如让共产党侵入京沪杭三地，我国将视他为罪大恶极的第一号战犯。反之，如果能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不但他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还将优予厚待，不使他稍受委屈。”同时，戴笠还与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邮、任援道等汉奸头子联系，要他们配合日军，维持着京沪杭地区，争取将功补过。
戴笠还电呈蒋介石，要求将全国范围的肃清汉奸的任务，交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来执行。理由是军统在沦陷区设有秘密机关，对各地的汉奸活动有较完善、完整的资料，重要的伪军及伪组织成员如周佛海等，皆在军统局控制之下，并有部分军统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已经在大城市附近，可随时进入上海等大城市。
蒋介石当即同意：“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分歧。”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派叶翔之为主任委员，在上海、南京、北平、济南、太原、开封等25个地区，成立肃奸委员会分会，为各地主管逮捕汉奸的执行机关；同时分电知照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辅助从事逮捕汉奸的工作。
9月中旬，各地的肃奸行动都迟滞不前，司法院院长居正和司法行政院院长谢冠生沉不住气了，去见蒋介石，说：“委座，民众要求惩办汉奸呼声颇高，共产党号召百姓揭发汉奸，此举颇得人心。”
蒋介石斥道：“蛊惑人心!共产党俨然以政府自居，想赶在我们前面，要和我们争取民心。”
居正说：“委座，汉奸罪恶昭彰，举国共弃，如果政府迟迟不作果断之处置，则不但影响全国人民于抗战胜利殷殷望治之心，抑且使仇恨政府者资为口实，造谣生非。”
蒋介石解释：“居院长，政府不是不惩奸，而是时机问题，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汉奸替我们看住广大的沦陷区，阻止中共去接收这些地方，是化腐朽为神奇。”
居正说：“委座，这些我们何尝不知?只是何时动手逮捕汉奸?”
蒋介石自负地说：“狡兔不死，走狗不烹。只要国军进入华东、华中与华北就立即收网。我们不能心慈手软，再不抓汉奸，舆论对我们不利。我看先让行政院拟定一个处置汉奸条例草案。”
居正也有自己的主张：“对于附逆者之处置，应立即指定专门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此项组织似宜博采民意，最好由中央党部、行政院、司法院、军令部各派一人，参政院可考虑派两人参加。”
蒋介石不以为然：“不必把精力都用在汉奸身上，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几个汉奸不必大惊小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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