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政治足迹》力图在事实与思想的结合上做一些有益的推进，一方面弄清王安石政治实践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挖掘由政治实践催生的王安石政治思想产生的线索及其特性所在。萧公权在申述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就紧扣历史背景分析政治思想之针对性及其内涵，他强调：“任何政治思想家必有其时代之背景，亦必有其思想上之背景。”认为一种政治学说是否包含真理，可从两方面去判断。一，人类的政治思想，不能离开历史环境而发生，因此衡量一种学说是否真确，便可依照其是否能切合一个时代的需要，或反映一个时代的实况而断定；第二，思想虽然不能完全脱离环境，伟大的思想家却能够不受时代的限制，在当前的环境里面发现人生和社会的基本原理。我的思路是，顺着王安石成长的足迹，捕捉其实践与思想之间的互动线索，从而最大程度地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勾勒出来。

　　王安石的学术与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是北宋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形态。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盛赞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并讥讽程朱理学之所倚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谓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举而措之矣。其极也，乃至专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跻而尊诸经之上，而汉以来所请六艺者，几于束阁”。梁氏是以王安石新学包举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宋儒理学各派濂、洛、关、闽心性之学不过“经术之一端”耳。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王安石学说也是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学价值本位的基础上，融通佛、老，兼采诸子，故而思想规模阔大宏伟，精湛专深，然而其学术特征还是以儒学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的。“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所以梁启超对此发出由衷的赞叹：“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尽管梁启超在写下这种溢美之词的时候，背后实际关切的是自己全情投身其中而又彻底夭折的变法事业，但他的这种倾注价值情感的呼声对始源于南宋立国以讫于晚清的污名化荆公新法与妖魔化王安石的偏见未尝不是一次矫枉过正的努力，且此种努力自有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和历史意义。清人蔡上翔所谓：“世人积毁荆公，几同于詈骂，不啻千万人矣。而六七百年来为之表扬盛美，亦未尝无人。孔子日：‘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信哉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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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立舟,1962年12月8日生，浙江省衢州市人。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博士（1997），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1999），曾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以宋代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宗教史研究，兼及政治史与社会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白莲教与宋元下层社会》《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南宋全史·思想、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卷》《浙江通史·宋代卷》八部，在《哲学研究》（4篇）、《政治学研究》（1篇）等国内外中文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与书评九十余篇。

前言
一、王安石家庭环境与早年生涯
二、从进士及第到知鄞县，王安石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
三、从通判舒州到江东提刑
四、从三司度支判官到经国体野之任
五、熙宁执政、新法推行与朝廷政争
（一）荆公新法的基本思路及其设计
（二）新法的推行与效果


六、王安石学说与北宋理学的对峙
七、王安石的秉性与政治实践
（一）王安石的政治作风
（二）关于“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变法展开后士大夫眼中的王安石
八、王安石的罢政与晚年生涯

　　《王安石的政治足迹》：
　　三、从通判舒州到江东提刑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①皇祐元年（1049）王安石鄞县任满，在仕宦历程的第一站，他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政治抱负。按照北宋的官场规则，进士甲科登第，派往外地任官满两任，可以凭他上呈的诗文申请考试，进而取得“馆职”。所谓馆职，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官之统称。南宋洪迈曾说过：“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日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日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日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①从人馆资格及程序上看，就是高规格的。欧阳修说：“旧制，馆阁取人，以三路。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岁月酬劳，一路也。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②进士入馆资格必须是进士高第（含制科），考试的内容则与礼部试基本相同，仍以诗赋为主，着眼于选拔辞章优异的文学侍臣。馆职的名称和职务等级包含三个层次：按高下依次为修撰、直馆、直院、直阁；其次为校理；再次为校勘、检讨。“图书之府，贵比列星之居；校雠之官，宠甚治民之最。”③总之，馆阁制度的制度安排，是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即翰林学士与知制诰），由两制而拔擢参知政事，是宋代文官仕宦荣显的最佳途径。馆阁是培养贤俊、储备人才的场所，宋代名臣及文章大家多由此出身。但王安石拒受馆阁文职之诱惑，以至于面对名臣文彦博之荐也毫不动摇，文彦博说：“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①王安石之坚辞馆职，潜在的原因很多，不乏他一向反对诗赋取士，将诗赋文章视为无益于世用的虚浮文华，与吏能政事对立起来看待，所以不愿就试；“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②。在安石看来，“吏材”的政治实用价值远在“辞臣”之上，是不争的事实。清代为荆公辩诬的蔡上翔说：“安石皇祜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十年，从无一牍干谒于贵人之门以求速达。文潞公当世大贤，居相府，首荐安石。同时则有陈襄《荐士书》，安石与焉。虽以潞公举其恬退，及朝廷召试赴阙，犹自言向时辞试有故，而恬退非其本意。又数年则有欧阳修荐之于朝，皆称道其贤，如出一口。毁者乃谓‘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三人更相称扬之，名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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