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雅·巴南洛芙娜在《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中的倾谈,给我们补充和澄清了许多事情,那些事情在契诃夫同时代人、年轻时代的朋友们的回忆录中几乎无人提及;而且应该说,正是因为契诃夫的孤独与压抑,特别是在他生命后几年里,才让他得几乎神秘莫测。关于契诃大,无论就他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人,人们现在和将来都会进行论述,因此,玛丽雅·巴甫洛芙娜的这部回忆录以及她写给哥哥的信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四《海鸥》在彼得堡
1896年10月17日(星期四),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要上演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新剧本《海鸥》。不用说,我非常想看场演出。10月初,哥哥临去彼得堡时,我们商量好,他给我寄车钱来,我要在演出那天到达彼得堡。
可是,10月12日他突然从彼得堡给我写来一封信,劝我不必动身了:“……《海鸥》排演得很乏味。彼得堡寂寞无聊,演剧季节11月份才开始。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浅薄、虚伪……演出不会轰动,只会令人皱眉。总之,我心绪不佳。”然而,这封信并没有打消我去彼得堡的想法,恰恰相反,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在哥哥身边。10月16日,我乘夜班车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了。
10月17日早晨,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车站接我。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一边顺着站台走,一边咳嗽,并对我说:
“演员们不理解角色……他们一点儿也不懂。演得很糟糕。只有一个女演员科米萨尔热夫斯卡雅演得还不错。戏准会失败,你白来一趟。”我看了看哥哥。我记得,那时太阳升起来了,彼得堡阴沉昏暗的秋天顿时变得和暖可爱,处处都像春天一样充满希望。我大声说道:
“没有什么,安托沙,一切都会好的!你看,天气多好,阳光多么明媚。丢开你那些不愉快的念头吧。”
我不清楚,天气的变化以及我说话时乐观的语调是否对他发生了作用,不过,他没再谈演员和戏,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在包厢里为你搞了一个展览会。所有的美女都将出席。只是丽卡可能会不高兴,因为波塔片科要带妻子玛丽雅·安德列耶芙娜去看戏。丽卡见到那个女人会感到沮丧,而且那个女^自己对这次会面也未必觉得愉快。”丽卡比我早一天到达彼得堡。《海鸥》公演,不能不使她激动。她跟波塔片科那段失败的恋爱总共才过去不到两年。现在她所面临的是,波塔片科本人和妻子要来剧院看戏,而且在这个戏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跟波塔片科的那段恋爱。因此,演出自然会让丽卡感到激动。
我跟丽卡一块儿住在伊萨基耶夫广场的“安格列捷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安东·巴甫洛维奇跟每次去彼得堡时一样,住在埃尔捷尔巷苏沃林家“自己的”住宅里,那里总有两个房间供他使用。演出前,我跟丽卡在彼得堡逛了一整天。我们没有去打扰安东·巴甫洛维奇,因为知道他得在剧院一直忙到深夜。那天早晨,他在火车站就对我
说过,演出一结束,他就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并让我们在旅馆里等他。
夜幕降临了。亚历山大剧院里坐满了观众。彼得堡爱看戏的人都来看莫斯科作家契诃夫的新戏,当时契诃夫在彼得堡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小说家。而且,观众喜爱的女喜剧演员列夫克耶娃把这次演出作为自己的福利演出,虽然她本人没有参加演这个戏,可是她在《海鸥》之后演了另外一个戏《幸福的一天》。那时经常举行福利演出。
彼得堡的观众迂腐守旧,衣饰华丽,态度冷淡,我越看心里越不安,不由得想起哥哥信中的话,这儿“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浅薄、虚伪”。幕开始了。刚开幕几分钟,我就感到观众并不认真看戏,对台上的演出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接着,根据剧情,台上的二道幕拉开,裹着被单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雅出场了,她这天晚上不知怎么有些怯场,刚开始说那段的独自:“人们、狮子、苍鹰,以及山鹑……”观众席上就传来刺耳的笑声和很响的说话声,有的人喝起倒彩来。我觉得浑身冰凉。戏越往下演,大厅里的喧哗声越大。后剧场里全乱了。幕演完,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对作者和演员喝倒彩、吹口哨的声音和难听的污言恶语则淹没了大厅。戏显然注定要失败。后面几幕虽然演下来了,可是观众的情绪是敌对的。我难过极了,心情十分沉重,然而我不露声色地坐在自己的包厢里,一直熬到剧终,戏一演完我就回旅馆去了。
我和丽卡心情沮丧,坐在房间里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回来吃晚饭,这是我们早晨说好的。我极力集中自己的思想,考虑这次演出失败的原因。我想起,有一天在家里听朗诵《海鸥》的剧本,我们当时非常满意。我们觉得剧本写得很生动,可是现在……却没有谁能理解一丝一毫……只有恶毒的笑声、讽刺的话语和侮辱性的喊叫。
已经过了半夜,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没有回来。后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从《新时报》编辑部打来电话询问:
“安托沙在哪儿?他没在你那儿吗?他也不在苏沃林家!”
我心里更着急了,请亚历山大务必想法找到他。过了一会儿,我又亲自给亚历山大打电话。可是哪里也找不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剧院里没有,波塔片科家也没有,演员们都聚在列夫克耶娃家里吃晚饭,他也不在那儿。这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我就亲自跑到苏沃林家去。
我记得,我走进苏沃林家的大宅子,心情沉重极了。宅子里一片漆黑,我从过厅望过去,只见远远的里边有点灯光,灯光照在几道敞开的门上。我向灯光走去,看见苏沃林的妻子安娜·伊万诺芙娜披散着头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这里整个的气氛、黑暗、空荡荡的住宅,使我的心情更加感到压抑。
“安娜·伊万诺芙娜,我哥哥会去哪儿呢?”我问她。
她显然想给我解忧,安慰安慰我,于是闲扯起琐事来,说说演员,谈谈作家。不一会儿,苏沃林回来了,跟我谈了些他认为剧中应该修改的地方,为使以后能获得成功。可是我根本没有兴致听这些,只希望他找到哥哥。随后苏沃林走了,过不久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好啦,您可以放心了。您的哥哥已经回来,躺在被窝里了,不过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愿意跟我说话。他说刚才在街上散了散心。”一我松了一口气,径自回到旅馆。就这样,我们连晚饭也没吃成。
第二天,等我到苏沃林家时,哥哥已经不在了。早晨,他没有跟家里任何人告别,就乘客货列车回了莫斯科,只让人转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几句话:
“我回梅里霍沃了;明天下午一点多钟到达。我对昨天的事并不感到意外,也不太伤心,因为排练时我就预料到了,所以我的心情并不特别坏。
“你回梅里霍沃的时候,带丽卡来吧。”
他也给苏沃林留下一张告别字条,结尾的话是:“我永远也不再写剧本,不上演剧本了。”
当天半夜我也启程回家。哥哥在梅里霍沃见到我的句话就是:
“演出的事,一句话也不必再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家的,从下面的事就不难作出判断:他素来做事有条不紊,仔细认真,可是那天下火车时竟把自己的东西忘在车上,后来他给列车长拍了一封电报,请求把东西寄到洛巴辛车站。
我亲眼目睹了《海鸥》的惨败,像一场噩梦似地长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一惨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精神上带来的苦痛就更大了,毫无疑问,他的健康状况因此而急转直下。仅过了几个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肺出血,住进了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