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中文毛边101-600号）)_成中英_9787511722980

　　《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以及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第二部分进一步梳理儒道两家思想资源中所潜涵的生命哲学与价值体系，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系列化开辟道路；第三部分系统地论述具有中华文明本体论意义的易学本体论诠释以及儒学精神的创化；第四部分讨论儒家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施为与展开；第五部分是有关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探索。

　　成中英先生在治学上既得力于方东美先生全球文化的大局观与整体观，又颇具文化自省与民族兴亡意识，力主复苏儒道两家健康饱满的生命精神，阐扬以人为本、诚信、中庸、仁者爱人等核心价值观念，关注儒家本体的求知、笃行，在当今世界多元互通的背景下构建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在对待中西古今的问题上，成先生强调当今的学人应采取开放的心态，积极向古代的文明传统开拓资源和向西方的先进文明汲取新知，力求建立一个崭新的具有全球普世价值的天人合一的本体宇宙观和生命发展观，并由此创立民族自身完备的知识论系统，发展出一整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明体致用的方法论、决策论和现代管理哲学。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人类文化、哲学、科学、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新觉醒时代，这些多方面的觉醒彼此密切相连、相互影响，逐步形成一个整体的觉醒，挑战人类文明，考验人类智慧，也给人类心灵一个创新文明的机会，意义丰富而深刻。这个新觉醒时代对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振兴与世界的和平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启示呢？显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首先认知世界发展的两个重大层面：一是客观的真实世界是在巨大的变化之中，我们必须聆听时代变化的脚步，警觉时代的风暴，对世界的发展要有所认知。这样的觉醒才有客观性，才不至闭门造车和坐井观天，陷入泥淖的困境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要以客观知识为保证，要与时代的潮流及背景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主观的自我、个体的及集体的，也面临着一个重新整合的重要契机。我们必须要问：如何面对我们的历史，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动力来自何处，我们的发展资源如何应用，我们的目的为何，我们的价值方向是什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是否有新的感知，有何等约束，有何等开放。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典范，由此以形成一个新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觉具有一种提升、超越、领导和成就的内涵，有一种方向及目标，是一种动力和激励，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所以，觉醒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也有主体发展的意义。我们要更进一步地认识过去和历史，用以更好地开拓我们的自我认同与迎接未来责任，当然也可以更好地面对与掌握现在，这就会形成一种创造的力量。范仲淹在宋代就提到士大夫的精神在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更不能不认识到我们忧乐天下的目的在“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致中和于天下（《中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导向一个和谐的生命世界。这正显示了一个儒家精神的典型。儒学中本来就蕴涵着一种觉醒的精神，是对天道和人性的体验，对天人之际关系的掌握，也是对社会生民的察知，进而行成知行互动、主客依存、上下相持的文化进步力量。所以，觉醒不只具有创新个人的意义，亦且具有创造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能够使一个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意义，用先觉激励与引导后觉形成社会革新的力量。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是孔子的精神。孔子强调人与人的同群性与相依性，他说：“鸟兽不可以同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表示人性的觉知是有一个文化发展的涵义与要求，是教育、启化的作用。范仲淹的话继之体现了儒家的这种甘心奉献、弘扬大道和传播真理的无私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他人和社会发展，并以此为生活的职志，自然体现了儒家志于道、益于人的胸襟。人们具有这种心志或境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有本体良知的智慧体现在其精神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能够明察天下的问题并且勇敢地去面对，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够奉献自我，以生民为重。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智、仁、勇的精神。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大任。这是我对所说觉醒的内力的诠释。天下能否归于正，从儒家来看，就需要那些高度发展良知与高度发展责任感的人来关心与面对这个天下。如果每个人只是浑浑噩噩，只知一切为己，没有启蒙大众的热忱，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有莫大的局限性。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现是必要的。这一人格要求我们勇于担当引领发展与启动提升广大的人群。忧乐天下，对天下有一种关切与担当。这是从公心出发的，没有私心或私欲在里面。这在儒家哲学的传统中构成一种道德信仰，也是一种政治信念。人类新的时代的觉醒是什么？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内涵？下面我想

　　就五个方面再进而详论之。

　　一、在宇宙自然认知上的觉醒

　　首先，时代是变化的，而且不能不变化。可以说，正是在变化中我们方能看到去旧布新或者汰旧革新的契机。变化即易是宇宙的基本道理。易的涵义是很深刻的，这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核心的智见。作为人，我们能够观察和意识到宇宙的变化，经过长期的观天察地，最后认识到宇宙变化不已、生生不息的道理。这代表中国哲学的终极的智慧与特点，也代表了中国人认知宇宙、认知人的本体的基本真理。中国哲学也是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挖掘离不开现象，由现象到真相，从真相到真理，具有一种创化的内涵，本身即是真理。我们不仅要在表面上看到变化，而是要看到宇宙真实地在创化之中。实际上，有些人类文化传统也看到宇宙的变化，但却着重超越和摒弃，甚至要消除这种变化。如此看，似乎只是看到变化所带来的副作用，而有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没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在创化中，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积极的刚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应该看到一个厚德载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而且看到二者能够交相融合，由此形成太极的无穷创造力。所以，宇宙只不过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真实呈现而已。宇宙和万物存在的意义，即其真实性，同时也包含了人类可以追求完美的一种可能性，代表着一种积极创建的、进取发展的实践以实现的进程。这样真实的见解不但与现代的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有一种对应与融通，而且能够赋予现代生物与物理科学以创化不已的涵义。这是因为作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源头活水的易学哲学特别强调人在宇宙创化过程中的创化的地位、作用和角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人类多种文化的发展当中，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天地的形成是物种进化的基源。

　　《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

　　从思想与精神状态来说，现代的西方是上帝已宣告死亡的西方，因之是历史意识逐渐复苏的西方，是赤裸裸的权力意志蠢蠢欲动的西方，是科学工具理性力求作主称王的西方，是在无解脱中仍盼解脱的西方，是同时追求安顿及新奇的西方。因此现代的西方是在极端的保守和自持中怀抱着极端的空虚与空洞，也是在极端热情的历史回顾中极端热情地张望未来：从这个了解来看，现代西方一方面有诸神复活的多元杂陈带来的新活力，另方面却有百病发生与水火不相容的混乱与矛盾。这正是一个需要重整思想秩序的时代，这也正是一个需要重新学习文化价值的时代。胡塞尔喊说：“回到事物的本质！”但什么才是事物的本质呢？事物有没有本质呢？中国哲学以其深厚的对人的内在根源的了解以及对其转化潜力的理解，不正好提供一个纯真的人性的完整形象以作为事物的本质吗？中国文化以其优容自在的易学体系与变化意识，不正好在思想方式上提供一个含容多端而统会成章的思维模型以作为思想自我创造提升的本质吗？中国哲学原始的整体变化思维可以补助甚至拯救西方的灵魂与内在生命正在于此。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我们能把“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周易》创新思维，看作可以解救西方内在精神与思想矛盾纠结的万案与对症剂。

　　5.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创新思维：《周易》的思维方式是把任何分歧看成属于一个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中找寻并穷尽所有的关联，并对这些关联作深度的透视以了解其可能具有的相反相成、相生互制等动态关系，最后在时间过程中掌握其历史源流及追溯其本源，又在其现在存有的结构中透视其发展未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抽象与先验的：它是自长远的广泛的宏观与微观经验中积累成认知的，因而它象征也直接呈献了时间本质的过程结构和结构过程。时间是非本质的，但其自然的结构就是其本质而其过程就是其非本质。结构与过程为一体之两面，彼此相依而又彼此互换；这即表示了本质与非本质（如各种功能）也就是可以互换的。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只看到本质而排除非本质，而当代的解构主义则又只看到非本质而否定了本质。在《周易》思维哲学中本质与非本质是同时存在的且又相互依存与互换的。由此了解，《周易》思维显然可以为西方提供两种作用：一是合和当代西方的四种思维；二是在合和的基础上导向新典范新系统的创立，而此新典范新系统应正是新的一代人类所需要的生产与发展凭借。这里所谓合和（来自《易经·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之句）是指物之相依或相反是可以在一个太和的基础上合为一整体而逐渐消除其矛盾并进一步形成和谐的有机一体，创生和创造出新美与新好的事物与世界。这也就是一个从现实转向理想、从现在转向未来思想、未来文化的转化过程。

　　如果我们把这通变合和的《周易》思维用在七述四种思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完全可以调和，不是不相反对，而是因其反对合和为一整体作为彼此相生的生活与思想内涵。历史内省与理性外观可以互补相成，因而相互推进并达到不同的人的生活与认知目标。这也正如主体与客体在开放的本体的系统中的关系。同样，绝对精神的上帝与绝对不可本质化的空无是相反而又相成的，只有在一个更深沉的层面上才可看到两者的互化。这也一如太极与无极、有与无之能相互转化一样。在这一整体太和的基础上，显然我们看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发展与中国《周易》思维方式的结合（eonjugation）与融合（fusion）的可能性。它代表的是中国思维的深入西方，提供了一个”后设思维“（meta-thinking）的框架；同样，这也是西方思维的投人中国，把中国的思维内涵推向现代化了。前者是西方思维的中国化而后者则是中国思维的现代化（以西方的思维内涵界定现代性）。合和两者而可称之为中国思维的世界化，构成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的根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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