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 日阴江西于都县一个有志向的人，做完一件大事，往往会这样告诫自己：这仅仅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我，什么大事还没做，明天却真的要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了，我的心情很激动。我是中午从江西瑞金来到于都县城的。古名为贡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我放下行李，直奔河畔。只见宽处约500米、窄处约400米的河水蜿蜒东流。河水十分清澈，在阳光照耀下，水波和河底的沙石在粼粼晃动。50年前，中央军委总部工兵营等单位在于都河上架有五座浮桥以备突围。中央红军突围是秘密行动，开始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 
　　50年过去了，当我此时迈着沉重的脚步，凝望乌云密布的天空，留连于河畔时，忽然觉得心情很沉重：人间真情最难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勇的中华儿女洒热血，抛头颅。在人民的拥护下建立起中央苏区。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只几年间就几乎把中央苏区搞垮了。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转移。在于都河畔，人民与红军、战友与战友依依惜别，而当时谁都心里明白又不明白：走的，不知走到哪里去；留的，不知留到哪一天。都不知何日再能相见。 
　　虽说革命处于低潮期总是难免的，但历史在当时是鲜活的，红军将士心有不甘：好端端的红色根据地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葬送了啊。不了解这个背景，就未必能体会红军将士们在走上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时的沉痛惋惜、深情难舍而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复杂心绪。离别，总是痛苦的。我在瑞金梅坑村时人们告诉我，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排斥异己，将一些不同意自己所作所为的人留了下来。由于毛主席在红军中的较高威望，加上周恩来的力持，“左”倾领导者才不得不让毛主席参加转移，但不少领导被留了下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知道自己被留下后，就约请老战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在河畔的一座小屋里，米酒就花生彻夜长谈，感慨万千。临别时，何叔衡想为将走上征程的战友再做些什么，就把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时年50岁的林伯渠。林伯渠百感交集，为此赋诗《别梅坑》：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想不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两位战友此去再没有重逢。从许多史料来看，这次战略转移是中央“三人团”即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决定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连毛泽东等事先也不清楚。当时。毛泽东受“左”倾领导者的排挤。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在军队里已没有职务。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自然就没有实权了，只剩下名义上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以下同）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很晚才接到可以随军转移的通知，而此刻的毛泽东还在离瑞金城150多里外的于都农村搞调查研究。在忙着开会向留下来的干部们布置撤离的同时，毛泽东给远在瑞金云石山的爱妻贺子珍写信，要她作好远行的准备。根据中央决定，要把孩子留下，这使毛泽东心情沉重。 
　　使毛泽东心情更沉重的是：许多为党出生入死、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战友被留了下来，而这些人许多是因为曾经对王明、博古（秦邦宪）搞的“左”倾路线看不惯，抵制过，或提出过批评。毛泽东向博古（秦邦宪）要求让瞿秋白等人和红军主力部队一起转移，博古（秦邦宪）不同意，毛泽东只好作罢。中央红军大转移由中央“三人团”负责组织和领导，“三人团”的分工是：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具体组织军事行动计划的实施。对大转移，周恩来只是执行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在走与留的人员上，博古和李德仅就军事方面的领导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对其他人员。周恩来只知道个数字。 
　　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远征前的10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陈毅从红军总医院写来的信，陈毅是在兴国前线受的伤。周恩来立即去医院看望老战友。直到此时，陈毅才正式得知红军要战略转移，自己将留下来坚持斗争。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由于他坚持毛泽东军事战略和战术，也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斥。博古、李德甚至没有让他参与战略转移的决策，直到临走前几天，才将决策结果通知他。事后，朱德曾说过：这“使我很伤心”。顾玉平是一直为周恩来牵马到陕北的警卫，现在住在瑞金。 
　　我在访问他和其他老红军时，他们都说：走了八万六，留下一万八，大家告别时都噙着泪水。但当时无论去留，都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坚决地服从组织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