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阔，安徽省霍邱县人，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已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徐大慰，安徽省寿县人，挪威卑尔根大学M.phil.法学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合译著作3部，发表译文、论文20多篇，主持完成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各l项。
《国外青少年犯罪的实证研究精解》：
造成测量误差的原因可能是在于要求青少年自己列举出六个经常造访的地点，没有强制要求列出各种类型的常去地点（如有些青少年自称不去电影院）。只关注区域性活动节点和地方性活动节点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策略也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缺陷，不能彻底列出所有的可能活动节点。而且，因为记忆的问题，人们可能只列举自己更喜欢的地点，而不是更经常光顾的地点。然而，因为青少年平均列举出4.5个地点（标准差为0.98），因此，为了搞清楚日常行为活动，让他们列出六个地点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起点。另外，出乎人们预料的是，青少年都能够很容易地想起他们的典型去处。因此，建议后期的研究采用出行日记的方式（Kent，2003），以便更加全面地记录他们近期经常光顾的活动节点（Lee等，2009）。同时也建议后期的研究能够允许受调查人员针对每一种活动类型列举出多个地点。
与此相关，全面了解了活动节点之后，也就能够基本了解典型的出行距离。例如，在数据清理过程中，与朋友家庭等地方性私人活动场所相比，商业场所的地址更容易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成功进行地理定位可以提供更多关于在理论上比回家更想去的地点的信息，因此他们典型的出行距离也就更远。为了尽量减步这种潜在的误差，在计算个人具体的出行中值距离时，每一个地点的距离只使用一次（Kent，2003；Rossmo.2000）。另外，因为地方性娱乐场所比购物场所更多，延长本研究发现的结果可能性不大。但是，鉴于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后期研究中，衡量出行习惯时，应该注意考虑把公共设施、商业设施和私人设施等包括进来后所产生的影响。
而且，前期研究发现，根据行为类型和作案方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反映出重要的出行差异。这与本研究不同。有些人认为，对本研究中的各个违法类型进行对比，需要涉及太多的行为。然而，鉴于在学校及周边地区发生的青少年违法行为固有模式（Gottfredson等，2001;Soule等，2008;Snyder和Sickmund，2006），要获取有用的结果，必须结合与特定背景相关的行为，对违法类型亚群体进行比较。为了弥补本研究的缺陷，建议后期研究选择某种类型的行为（如盗窃机动车辆），对前往不同犯罪场所类型的距离进行比较。这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于基于犯罪类型的出行行为的了解。
最后，需要注意取样问题，原因有两点。其一，并非全县所有的学校都落实了改造项目。只有在主动申请实施该项目的地区，或因为犯罪问题比较严重，学区必须向跨部门的服务团队开放的地区，这些改造项目才得以落实。因为项目的落实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全面的，因此，本研究中所选择的青少年样本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区域的青少年特征。但是所选择的通常都是该区域内最大的，或是问题最严重的学校，选择的样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违法人员。其二，这些取样可能会出现嵌套效果。如果控制个人变量，学校环境会影响违法行为（Anderson和Hughes，2009；Fleming等，2008;Gottfredson，2001；Gottfredson等，2005）。19个不同项目（每个至少包括两所学校）的综合数据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地方性影响因素，改变典型出行距离的长度。后期研究应该注意探讨学校可能会对出行模式产生的嵌套影响。
（五）研究意义
研究行为环境的相关信息是本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步骤（Barker，1968）。本研究的目的包括：研究亚群体的出行差异、探讨使用违法人员与行为目的地数据描述距离衰变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活动空间内“犯罪之旅”的环境。结果发现，有两个变量与出行中值和违法人员显著相关。青少年居住的城市类型以及他们能否经常使用机动车辆是解释出行距离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且，除了前往主要娱乐场所以外，大多数距离衰变函数与分段非线性模式集成对数和负指数衰变函数相拟合。另外，和Rengert与其同事（1999）的研究一致，基于违法人员的整体分析和单个分析表现出相似的结论。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意义包括：第一，地点很重要。犯罪的非任意性时空模式都与某些地点的类型密切相关，但是迄今为止，犯罪路径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方面的大量事实依据。第二，亚群体差异十分显著。然而，大多数协变量表现不突出，凸显了继续努力探讨相关亚群体因素的必要性。第三，本研究是借助新数据源进行犯罪路径研究的一次新尝试。后期研究需要根据这些研究结果与前期研究的差异情况，探讨其他更多的数据源。第四，本研究发现，作为来自不同社区的青少年会集场所，区域性城市间设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专门致力于通过以建设性活动为重点的预防项目，解决复杂的青少年违法问题的政府和民间机构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提供关于会集地点和影响青少年出行决定的城市背景的更多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帮派团伙流动性研究、共同犯罪和社交网络研究、犯罪空间情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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