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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内容简介：抗战时期，在军事战场的硝烟背后，中国在经济战线上也与日伪势力进行着艰苦的较量。从全面抗战前的经济备战，到伴随着抗战烽火的经济大迁徙，再到反击日伪经济封锁、走私抢购战略物资、控制银行产业、捍卫法币、打击伪钞、统制外汇、枪杀经济汉奸、血溅汪伪银行，等等秘密经济战，无不伴随着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其中的波谲云诡、惊险紧张，将经济战线上国人精英的谋略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将走近对日伪经济抗战的这一特殊群体，揭开抗战时期经济抗战史中隐藏着的惊天内幕！

勿让经济抗战群体湮灭青史
近些年，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关注军事抗战、政治抗战、外交抗战的作品非常多，但是有关经济抗战的研究却并不多。其实，中国抗战时期经济战线上的抗战是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时期，中日经济战刀光剑影，波澜壮阔，与军事、政治、外交抗战互为表里。中国经济抗战对时局以及战争形势的转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
正是基于此，我开始耕耘经济抗战史料，反复阅读，深思熟虑，在浩瀚的文海里深入浅出，逐渐缕清了中国经济抗战的基本脉络。
抗战前，中国在经济抗战方面做了五大准备，即废两改元、对付白银风潮、修建川陕公路等国防战略基础建设、筹建国家银行、改革币制。日本自然极力破坏，阻挠中国币制改革，走私中国白银，加大白银风潮侵害中国，破坏中国外汇管理，掀起华资银行挤兑风潮。比如1935年1月11日，重庆多家银行发生空前严重的挤兑，踩死6人，踩伤15人，拉响全国金融危机警报。同一天，天津裕元纱厂厂长张万里突然对外宣布：裕元纱厂即日停工清理。天津裕元纱厂下设3个纺纱厂、1个织布厂，有7万纱锭、5000工人，创办于1918年，是华北最大的纱厂。最后，经过激烈竞争，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击败中国金城银行，夺得天津裕元纱厂。全国工商界为之震惊。
随即，日本加大对华经济侵略力度，抢购众多华资纱厂，企图为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奠定以战养战的工业基础。中国针锋相对，保护和收购破产华资工厂，大规模撤退银行资金，阻止和平息银行挤兑风潮，抢购囤积战略、民生物资，保护法币，打击伪币，开辟滇缅路外贸通道，积极争取国际金援。举天津北洋纱厂为例。1936年4月24日，北洋纱厂股东会决定将工厂租给日商上海裕丰，并与之签订草约，收70万元预付租金。中方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联手抗日，暗度陈仓，通过天津棉花统治整理委员会，以匿名购买北洋为由，请他们驳回日商承租申请，待北洋解除与日商租赁草约后，再与北洋签订正式买卖合同，迫使日商退出承租。此事令全国工商界为之振奋。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银行界、经济界、实业界人士，历尽艰辛，不远万里，将大批银行、工厂、公司等迁移到抗战大后方，积极开发大西南、大西北。他们在大后方重整旗鼓，恢复经济，为前方抗战送去一船船、一车车枪支弹药、军服被盖、后勤给养，展示出大后方强大的支持力量。日本则极力切断中国对外经济往来，封锁沿海海关，封锁滇缅路，阻止美国、英国援华。比如，中国要派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赴美争取美援。日本女间谍得知并获取胡笔江某日去重庆的飞机时间，通知日本军部。日本军部届时派战斗机拦截，击落民用飞机，杀死胡笔江。又比如天津中国银行的大撤退。七七事变后第3天，7月10日，天津中国银行的巨额资金和众多账薄危在旦夕。津行副经理束云章奉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命令，组织几十辆武装运钞车队，在天津沦陷前夕，将银行的400万银元和1000箱账簿文件偷运出津，昼夜兼程，南下1300里，于7月13日安全运抵郑州，躲过一劫。
为占领上海金融市场，阻止伪币发行流通，中国发起严惩汪伪银行大战，刺杀汉奸，破坏汪伪银行。日本和汪伪则实施更凶狠的武力报复，一次逮捕中方银行职员100多位，枪杀3个课长，并在上海中央银行多处营业点实施爆炸，致使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7人炸伤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被炸死3人炸伤26人，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6人炸伤60余人，弹片四溅，血流遍地。上海滩金融业的血腥味丝毫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搏杀。
随着抗战深入，战略物资和民生物资日益短缺，中日物资大战越演越烈。中国政府组织和发动银行、单位、民众，给予政策、资金、交通方便，去上海秘密偷运棉纱，去湖北半沦陷区抢购棉花，去浙江沦陷区抢购民用生活品，冒着生命危险运回大后方，稳定后方生产生活。比如湖北银行在鄂西半沦陷区于1939一1941年间，共收购桐油18万担，转送湖北桐油公司出口；发放茶叶贷款136万元，制成红茶达6000箱，交中国茶叶公司转运销售，与日伪虎口夺食，换取外汇。日本和汪伪政权则极力破坏抢购，并反其道而行之，在沦陷区、国统区交界线抢购战略民用物资，与中国展开抢购和反抢购的激烈战争。
一转眼，70余年已去，但中国抗战的激情壮烈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而经济抗战作为中国抗战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同样值得我们致敬。尤其是，在经济战场上为国奋战的人们，并不像军事战场的英雄们那样名垂青史，他们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所能及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为抗战作出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贡献，所以他们尤其需要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是一个伫立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特殊抗战群体，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进取，乃至他们的徘徊，都是令我动笔写作本书的动力。在落满尘灰的故纸堆里寻找这一群体精英们在抗战时代的激情奋进，成功的荣耀一时，挫折的郁闷伤怀，更有蒙诟多年的委屈。在各种情愫中，这一特殊的抗战群体在笔下，逐渐立体、丰满了起来。而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之所在。
最后，谢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工作，更谢谢读者朋友对中国经济抗战的关心以及对本书的大力支持。
罗泰琪
重庆化龙桥寓所
2017年7月21日

版权页：

要说经济战，首先得说银行，因为银行是经济作战的主要阵地，是为经济战提供资金和资金信息的枢纽部门。所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特别是抗战前几年，未雨绸缪，中国和日本就围绕银行暗中较劲，揭开抗战时期中日秘密经济战序幕。
中国人开办的现代银行，最早的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发起人是清政府的铁路大臣盛宣怀，官督商办，实收资本金250万两银子，其中100万两来自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78万两来自李鸿章等一批官员个人，72万两是民间商股，地点在上海外滩6号。盛宣怀时年53岁，江苏常州1人，清末政治家，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民商股东有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至于李鸿章等官员的个人入股，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对洋务运动有所表示，增强民商入股积极性。
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目的是“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这里的洋商，主要指外国在华银行，如英国丽如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德国德意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意大利义利银行等。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1893年，比中国通商银行早4年，随后在中国多地设立分行，是日本在华最大银行，主要致力于控制中国政府和大型企业，比如多次贷款给袁世凯政府，配合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通过多次巨额贷款，控制汉冶萍公司等，是日本对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充当日军侵略中国的金融打手，罪恶累累，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被盟军统帅部取缔。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从1897年到1935年的近40年间，中国银行业蒸蒸日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总计有总行164家、分支机构1597个，佼佼者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城银行等。这些银行兴旺发达的标志是，银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高大雄伟，夺人眼目。
中国最早的银行大楼建于1882年，是大清银行大楼，耗资1000万两白银，位于北京西交民巷27号。清朝垮台后，1912年2月，中国银行买下大清银行大楼做总行大楼。随后兴起的银行大楼有：1921年建在上海北京路的四明银行大楼，1926年建在上海四川中路的刘鸿生的企业银行大楼、建在上海四川路的东亚银行大楼、建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对面的金城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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