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5：如何应对未来十年_厉以宁 (作者), 林毅夫 (作者), 等 (作者)_9787508677736

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带你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
未来经济走势是L型还是U型？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的焦虑如何解除？
中国正在走向大国崛起，但并不是表示前方是坦途。相反，供给侧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创业、实体经济、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小康……每一项改革都面临挑战。而每一个挑战都关乎我们的未来。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各路专家学者，聚焦当下改革热点，把脉时政局势，通过对社会经济新变化的深层思考，全面分析和展望改革新动能、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未来红利，以期让大家深入了解今日中国，把握未来走向，做出正确决策。

序
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的原动力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别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30%。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那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长，而且一般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现在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的增长速度是6.7%）。
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还欠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第七年经济继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在全球变革的形势下来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世界上跟我们处于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俄罗斯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是–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
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3%，跟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它的增长速度是7.6%，比我们的6.9%高一点，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长时，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就是它2012年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因素的存在；第二个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国有企业占比太高的问题，它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我们国内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
要证明我的观点，最好的是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样比我们深。再看邻国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深。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它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严重。分析下来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其实只要我们放眼世界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超过一半的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
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3%~3.5%，但是到2015年危机已经过了7年，欧盟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3%，比3%~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的经济，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美国的失业率似乎状况也比较好，现在是4.9%，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先要了解美国怎么统计失业率。在美国，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参考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爆发前低3%，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9%。
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爆发之前比较起来基本没区别。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危机发生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消费就非常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
这当然就影响到每个像中国、像其他金砖国家，还有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
以我们国家来讲，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2016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
我们国内有4万亿元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来启动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了5年、6年、7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当然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
以我们国家的例子来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
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
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得越多，比如说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个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12%，相较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值18.8%还下降了8个百分点。
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
以2015年为例。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投资下滑的情形也跟我们一样，它们的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多了，所以它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6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2016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当然要看发达国家经济是不是会复苏，以及要看我们国内自己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
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一个现在国外经常讨论的长期停滞。为什么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停滞呢？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
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共识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可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有七年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
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投资消费也会减少。而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调整。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要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在这种状况下，从政治上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支箭都射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再来看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想学习中国经验。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是美国的伟大复兴，他也学习中国经验，想用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国内的需求。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那美国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出现很大的波动和压力。
所以总的来讲，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
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
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就是中央在好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跟国外比较，我们可以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结合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就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
第一个是现在在产业上面有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都在中低端行业，但我们可以推动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推动产业升级，而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建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说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就代表我们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代表地下管网不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
第三个是环境。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是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雾霾频发，要推行绿色发展，当然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第四个是城镇化。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所以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住房，还必须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而且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
这是在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它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资的地方。
投资需要钱，这点我们也是有相对优势的。第一，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而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就代表我们的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
第二，不仅是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好，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投资。
第三个资金方面的优势是，要进口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我们还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们应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财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太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也会比较好。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这些产能过剩的主要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去产能就容易了。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
再来看库存，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程度决定于家庭的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情况，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库存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维持6.5%的增长，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在30%左右，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自那时起，这个大判断一直在经受检验，说资本主义要灭亡，却一直还没有灭亡的紧张挥之不去。
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的时期是“二战”，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在和平时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争中不但没胜出，还弄得经济停滞、体制僵化，一直到苏联解体，也不可能留下明确乐观看未来的遗产。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把国民经济拉到了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1980年提出20年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数之不尽、纠缠不清，没工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的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当真起来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小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自从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10%的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独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
根据是什么呢？“老一辈的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同上书，第87–88页）。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我都回答“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去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它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的这套本事？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一是人家的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角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二是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我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在他小时候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他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另一场精彩分享，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介绍研发“铁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6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三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贺的礼花！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和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家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儿，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考察创新。事情缘起2015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过一个论坛，请到一家中国创投公司的创始人王煜全，介绍他们在美国投资科创项目的经验。他还请来一批美国科创公司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现场说法、演示、答疑，一起讨论王煜全概括的“美国积木式创新”，让参会师生大开眼界。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丰教授躬逢其盛，参与组织了积木式创新的访学之旅，并发布他与煜全合著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遇》，详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怎样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联邦科研基金、非营利大学、教授与博士、各路创投资本、企业家等资源有效组合，在极不相同的技术经济方向上创新，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创新的意义。
我是全程听了那个论坛的发言，也全文拜读过王、薛两位的新著。多年习惯，凡听着有意思的，最好能实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们还组织“积木式创新的深度考察之旅”，报名成行，与三十几位同有此项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学两周。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所以此次游学，基本就在旧金山湾区与波士顿走廊，围着两家知名大学打转转。过去是来过的，也听过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以及MIT的校训“动脑又动手”。原来不知道的，是美国最好大学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来也不设围墙的校区，与市场和产业精锐部队，打成一片。
还是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了。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多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了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埋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他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再说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一个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800公里！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它的CEO（首席执行官）干脆利落地用半个多小时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据说他们在拉斯韦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程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其实要领也没有—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人家百无禁忌，“国家（nation）观”与我们也不太一样，里面含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民，绝不单单只是“政府”，更不仅仅只限“官人”。百无禁忌地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地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这后面没有薛兆丰在游学中屡屡强调的“制度”，当然完全不成。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钱财、人力、物力干什么不好？
我们还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创始人是MIT的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支持无线充电，从大学得到专利授权，找来创投资本和管理人就创立了这家企业。现在他们的实验室产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见一块充电软垫上，放几部手机、笔记本电脑上去，立马自动充电，连一根电线也没有。电动车充电就不再需要建充电桩。更妙的是，它还可以透过人体可以给体内的心脏起搏器充电。公司架构也有意思，教授做学术顾问，企业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权。
波士顿附近还有一家公司1366，它研制太阳能硅片。现行技术是把硅块切成薄片，贵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损失一半。新技术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无须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阳能发电接近火电的价格。我问CEO，你们量产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中国去制造？他说不会，他们已在纽约州北部选址建厂，但生产出来的硅片会运到珠三角组装，再推向市场。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总专程到旧金山给我们做介绍。他们发现，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眼睛把外部图像信息传输到大脑，然后在大脑成像。根据这个原理，盲人只是接收信号的眼睛出了问题，但只要他们的大脑成像功能还在，就可经由别的途径输入信息，重见光明。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让盲人含在舌头底下（Wicab，又叫“电子棒棒糖”“电子冰棍”），另辟蹊径地把图像信号输入大脑，让盲人看不了也能见！
路上带着布赖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4月出版），不是易读的一本书。不过跟着看了10多个科技项目后，觉得明白了一些。何谓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那什么是“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而技术不外乎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它们主要来自标准域外的经验；它们更容易伴随展示交换的过程产生；它们经常在网络中得到促进”（同上书，第120页）。这不正是此次游学我们天天见到的吗？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的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要让中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到1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亿、30亿。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4月出版）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医学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各位一试。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的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儿，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最后，总结几点分享：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到宝；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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