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书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刘禾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如《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增订版序言
　　《语际书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一本书。
　　回想起来，我那时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其时正值1990年代中期，冷战刚结束不久，一切坚固的东西即将冰融雪消，人们熟悉的那个两极世界正在远去，福山言之凿凿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今天再检阅此书，不由生出许多感慨。虽然本书写于一个思想激变的年代，但它所见证的，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北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次思想大转型。它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于九十年代突飞猛进，以至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美国知识界，而且整个世界的知识界都山河变色，那情景恰如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旧的思想世界离人们逐渐远去，新的思想萌芽蓬勃地浮出地表。
　　说起来很幸运，我正是在这一场思想大变革当中，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开始步入学界门槛，并且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她的思考和写作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不可能不对这一切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反省。本书第一章“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它可以让读者对那一次思想大转型获得某种程度的了解，也反映了我当年的种种思考。现在借用李陀在“代序”中的文字，不妨这样来表述：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语际书写》是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译《跨语际实践》）期间同时进行的，其中有些篇章的写作初旨本来就是面对国内读者，分别发表于《读书》《今天》《文学史》等刊物。为此，两本书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章。上述情况使得《语际书写》中的章节，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以中文写成，剩下的部分先用英文写作，后由几位朋友帮助译成中文。有关过程，我在“后记”中有所说明，在此不赘。
　　从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来看，我的英文书Translingual Practice面世更早，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语际书写》的繁体字版才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印行，而简体字版，则是在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因此英文版的Translingual Practice在先，《语际书写》在后；不过，在中文世界里，《语际书写》的出版要早于英文书的中译版《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语际书写》多年前就销售告罄，不少朋友好心督促我说，当下的思想发展，有如千帆竞发，相互冲荡，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和多层次的反响，在国内也是惊涛拍岸，正在引发知识界和理论界的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本《语际书写》看来并不过时，是不是该再版？这种督促是我同意再版这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的原因。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范新先生，正是他的努力和热心支持，2016年的新版《语际书写》终于成为现实。
　　刘禾
　　写于2016年

　　刘禾（Lydia H.Liu），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大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双聘教授。
　　英文著作有The Freudian Robot（2010），The Clash of Empires（2004），Tokens of Exchange（1999），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等，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
　　中文著作有《六个字母的解法》，《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以及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和《天义•衡报》校注版（与万仕国合编）等。

目录
修订版序言
代 序
第一章 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
第二章 个人主义话语
第三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第四章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从翻译体到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五章 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
第六章 民族国家文学的性别
附 录 叙述人与小说传统：比较文学读书笔记
后 记

　　代序
　　李陀
　　我以为有两件事使当代理论研究的格局处于大变化的前夕，其中之一是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知识上的优势不仅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连后结构主义本身也像其他西方传统理论一样被看作某种“西洋景”，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品格。而且，跨文化、跨语言的理论写作和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如今还有什么样的知识问题能够单纯地只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和解决？另一件事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运动的狂潮。在这一狂潮的席卷下，被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所冻结了的，一般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或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来描述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跨国资本的“喜气洋洋”的凯歌行进，一方面使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第三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意识形态有了更复杂错综的密切关联，一方面又使一种建设“跨国文化”的战略渐显端倪——“后现代”成为新的文化目标；以“多元文化”为掩护，使后发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市场的附属成分；the Internet在跨国资本的哺育下正在形成一个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国际性文化空间，等等。这一切所构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使人不能不对知识的发展作全新的考虑。例如：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
　　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问题？如果理论不甘心困守于象牙塔，那么它该对这世界新形势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否应更认真地考虑建立新的理论、新的认识论的可能性？
　　有种种征兆表明，理论领域，尤其是人文理论的写作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自冷战后，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人文领域的理论发展一直处在急剧变动之中，新旧交迭，流派纷呈，有如万花筒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这些变动的主要动力往往都来自西方知识传统的内部。问题是，在后殖民和后冷战的新语境里，理论的发展能否不局限于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提出问题？能否面对这新的语境和历史形势，更多地在各种文化和各种语言之间考虑知识问题？
　　能否在各种文化交往和信息交换之间发现新的理论课题？
　　总之，在这种种“之间”下手，或许是回应后冷战历史的一个理论突破口。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的《语际书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语际书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从表面看，此书各章的论题似乎有些分散。涉及“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内心叙事”“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多个方面，但是，刘禾却用一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那就是：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如“文化”何以等同于“culture”？
　　“个人主义”何以等同于“individualism”？“国民性”何以等同于“national character”？等等)这种“互译性”对汉语写作和中国的话语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文化交往是描述并理解世界近代史——这段历史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为最显著的特征——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与冲撞中又扮演了
　　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
　　刘禾提出的“互译性”这个研究角度(一个常被人忽视而其实又非常重要的理论领域)，从字面上可能会被人误解，特别是熟悉翻译理论的人更容易发出疑问：各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来实行交往，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常见的、普遍的手段，它何以突然获得这样不寻常的意义，以致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如此提出问题的一个前提，仍然是承认语言的透明性和翻译的透明性，并认为概念、范畴、理论等思想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以本来面目越界而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或另一种文化原先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和意义。翻译只不过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把对应的意义找到并凸现出来。但刘禾此书的一个重点(也是全书的一个支点)恰恰是对语言翻译上的这种传统观念做了破除和瓦解。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译都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怎样译、如何译，都必然被一定的具体的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英语“culture”和汉语“文化”之间，英语“individualism”与汉语“个人主义”之间，英语“democracy”与汉语“民主”之间，并无本质的同一内容规定。不同语言互译中词语之间的“相等”，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对等性。以“democracy”一词的汉译来说(详细分析见刘禾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此种虚拟的对等性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民主”一词在古汉语中就有，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书•多方》)，这里“民”与“主”不是现在的主谓关系，而是修饰关系，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等等。比较接近现代汉语“民主”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在1864年他与学生翻译出版的《万
　　国公法》(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高名凯等人将现代汉语的“民主”归为来自日语的借贷词，是不准确的)，不过，当时“民主”是被用来翻译“republic”，即所谓“民主之国”，相对于“君主之国”（monarchy）这个概念。“民主”与“democracy”一词之间对等性的设定，出现得稍晚，见于王芝1872年版的《海客日谭》，而“republic”一词的汉译则逐渐被日本的翻译“共和”一词所替代。至于英语“democracy”一词的汉字音译如“德谟克拉西”，出现更晚，而最终还是像现代汉语中的大多数汉字音译词一样，逐步遭到淘汰。
　　刘禾所倡导的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以这样的框架去重新对待思想史写作，则思想史写作的目的、重心就不能不发生重大偏移，变为“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撞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
　　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
　　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见本书第二章)。而新词和新意义的出现，常常不仅在话语领域中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还要经过种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而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语际书写》中《个人主义话语》和《国民性理论质疑》两章即对这种思想和社会运动做了相当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对上述思想，刘禾在她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语际书写》与这本英文著作恰可以相互发明，相互补充。两书的主旨都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认识”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内容，同时对当代语言哲学理论、文化批评及后殖民理论提出一些批评和质疑。虽然刘禾的研究主要以中／西交往之中的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为对象，尽可能把种种讨论都落实到确定的学科领域之内进行，但两书的主旨使她的讨论不能不突破“学科研究”的樊篱，从而进入方法论、认识论的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两书所提出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这一理论。对此，刘禾有这样一个声明：“我
　　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申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如果仅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刘禾提出的“互译
　　性”理论似乎是以汉语的变革为主要对象，但这个理论的意义显然大大超出了汉语和中国思想史的范围。我以为它或许为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发展认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以往的认识论不论在其漫长发展中有过多少变化和鼎革，但由于它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的语言和思想之中，因而其“认识”总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这一点则很少动摇。弗洛伊德、拉康及今天的后结构主义诸学，或许是对这一认识论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最大冲击。特别是福柯，表面上虽然很少正面接触西方传统哲学那些经典论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又重新提出了康德当年的问题：认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只是福柯置主客二分之类形而上学的假设于不顾，从而另辟蹊径，把事情归结为权力—知识的关系。西方传统认识论虽然至今在欧美哲学讲坛上仍有半壁江山，但从福柯之后，抽象地讨论人的认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已经显得多少有些迂腐。如果语言先于主体，如果认识过程与权力机制密不可分，那么认识问题显然要在比主客二分更复杂的层面上讨论，例如人的认识和语言是什么关系？人的认识在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碰并发生意义交换时又是怎么回事？一个文化“认识”另一个文化的内在机制如何？语言的互译又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这种认识是平等地进行的吗？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发展如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后冷战与后殖民时代等等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难道都不是认识论问题吗？
　　如果这些问题是真实的，可以成立的，我想“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无疑是对回答它们跨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