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痛苦之中，除非灵魂深处闹革命痛改了自己的世界观。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错误的政治。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甚至无话可说。假如存在极乐世界，那一定没有历史，一定非常无聊。人类一直在追求“样样都好”和“天天都好”的极乐世界，可这是个悖沦性的追求：“样样都好”的世界里无所谓价值，而价值的消欠导致生活意义的消失；“天天都好”的世界不发生故事，即使长生不老，一生也只等于一瞬。真实世界虽然不好，却充满意义。
1.政治的发生
1.1 理论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
无人知道政治初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有许多基于人类学一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理由的猜测，但哲学家们宁愿给出政治初始状态的理论假设。初始状态的假设是纯属理论虚构的一个实验状态，它不仅是解释政治如何发生的一种模拟，更重要的是给定了关于一切政治问题的一个条件清楚的理论环境。历史上“真实的”（其实不太真实）初始状态虽然重要，但任何一种真实的初始状态都是特殊的和偶然的历史语境，它所蕴含的政治问题未必能够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创造一种能够覆盖所有政治问题的虚构语境。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满足于关于一个事情的历史叙事而需要创造理论的原因。
初始状态虽是理论虚构，但它对于说明真实生活必须是有效的，其有效性至少意味着：（1）在虚构的初始状态下开展的初始游戏与真实生活游戏之间必须是可通达的或可过渡的，或者说是足够相似的，大致能够反映真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模式。（2）作为思想实验的初始游戏所发现的普遍原理能够表达比真实情况更正确的博弈选择。这是因为，真实博弈有特殊语境和许多偶然因素，也就可能使人们做出冲动的错误选择。不过，追求“比真实更正确”的纯粹理论理想多少有些荒谬：理论或许更正确，但人们实际追求的未必是正确的事情，对于具体的生活，并没有充分理由能够证明“正确的”就是“更好的”，错误的行为往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历史，许多人甚至宁愿要“错误的”生活。这就像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严格的直线，人们也未必就认为严格的直线比不太直的线更好，但无论如何，理论上的直线对真实的不太直的直线仍然具有说明力，同样，作为理论实验的游戏就是试图发现比真实更正确的选择，以便更深刻地普遍理解生活。（3）初始游戏必须包含生活的最坏可能性。很显然，如果一种理论能够解决最坏可能性中的问题，就必定能够解决任何可能性中的问题。真实的初始状态所以不是最优的理论分析对象，也是因为真实状态可能不够极端，没有达到生活最差状态的极限，因此没有充分的说明力。
于是我们假定：（1）初始游戏是一个尚未存在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的特殊游戏，即一个无法度或无政府状态的游戏。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非法的或不允许的，人们将在充分的自由选择中形成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2）既然每个博弈方都享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就必定暴露出“前道德的”真面目，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此时，任何一个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选择，任何人的选择不得不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这是分析人与他人之间关系最彻底的理论环境，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将在人与他人的互相制约关系中产生。（3）初始游戏必定是一个生存博弈，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由冲突形成合作，这也是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在生存博弈中，人们有可能选择道德行为，但我们不能预设人们的道德觉悟，道德行为必须同时碰巧是具有生存优势的行为，否则是可疑的。宾默尔就曾经嘲笑哲学家太喜欢幻想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并且还把道德想象成康德式的理性先验绝对命令，可是道德游戏终究必须同时是生存游戏，否则根本行不通。如果道德原则在生存博弈中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就是坏的原则。（4）每个博弈者都是“政治人”。流行的假设是“经济人”，即始终以理性计算去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且风险最小化的人。经济人假设对于分析狭义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性质复杂的利益就未必能够以经济方式去计算，强为之则难免削足适履了，而且经济学所定义的理性也不足以表达人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需要的理性。冈此我们有理由改用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除了考虑经济利益，还考虑权力，不仅考虑制度权力，而且还考虑精神权力，总之，政治人追求能够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一切因素。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为了精神权力而放弃某些经济利益甚至甘冒奇险。当把精神需要计算在内就会发现，某些对于经济人而言是非理性的行为，对于政治人来说却仍然是理性选择。只有把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都考虑在内才能够解释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选择政治人作为博弈者。
哲学家们给出过多种初始状态的设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能是最知名的初始状态。比霍布斯更古老的荀子假设有着与之相似但别有深意的设想。《礼记·礼运》则相信早期社会是充分合作的“大同”社会，后来才变成私心压倒公心的“小康”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与《礼记》有某些相似，也相信在产生私心和冲突之前有过原始共产主义。卢梭的自然状态版本也很有名，他相信自然状态中人们虽有自然的不平等（体力和智力），但远不足以导致霍布斯想象的普遍的残酷冲突，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值得拼命争夺的东西，直到后来出现“万恶的私产”才使人激动到不要脸而去抢、去盗。比较晚近的初始状态构想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游戏和艾克斯罗德的循环赛游戏，都是博弈论条件的实验状态。如此等等。这些想象都很有趣，当然都是理论构思，并非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这些构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霍布斯、荀子、罗尔斯和艾克斯罗德的方案，它们都比较接近初始游戏的有效性条件。
霍布斯对初始状态的构思十分简洁有力：在形成有制度的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原子式个人，人人都贪生怕死、趋利避害、自私自利、漠视他人、见利忘义（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义）而且不信任任何人，这一切特征都来自人天生的自我保全欲望这一最基本的自然事实。于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人们之间发生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知道这种人人互相为战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这种最坏状态确实反映在真实生活中，他举例说，人人互相猜忌、钩心斗角，人们外出旅行要带武器并且设法结伴而行，在家锁门，甚至箱子也要锁上，这些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的同胞、子女和仆人是什么样的看法；至于发展军备，在边境上筑碉堡、架枪炮就更说明了人们对人类的看法。当人们无法忍受自然状态而订立社会契约，就建立了国家和政治秩序以保证人们的安全和合作。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几乎满足了初始状态所必需的各种理论有效条件，唯一的缺点是其孤独个人的假设（这是西方现代理论的通病）。原子式个人的唯一作用是使人的问题简单化，好像把人变得更容易理解和计算，但却歪曲了人性事实，削减了人类情感的许多内容，这种简单化其实是单调化，因此无法解释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
荀子假设与霍布斯假设有些相似，但涉及更深刻的问题。荀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初始状态以及建立政治制度的必要性：“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这一经典分析基于自然争乱假定，每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无限争夺的乱世，所以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去乱，现代的说法就是如何使冲突变成合作，而社会合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制度。制度（礼）的本质就是“分”，即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但是，初始状态的荀子版与霍布斯版有一个重要区别，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整个生活全是冲突，人们忍受不了冲突而后寻求合作；荀子则相信，合作并非是在冲突之后才出现的人际关系，而是与冲突同时并存甚至先于冲突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合作正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
荀子更深刻地看到人类生存的两面性和悖论性：冲突会走向合作，可是合作也会导致冲突。苟子指出，人的能力如此弱小，甚至不及牛马，因此必定存在着某种在先的合作，所谓“人生不能无群”。人不可能仅仅作为个体而生存，而必须是群体存在，否则无人能够生存，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存在论原则：共存是任一存在的条件。因此，人际冲突往往并非源于独立个人之间的矛盾，反而是源于群体内部关系所导致的矛盾。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人们首先合作成为群体，而人人都要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们虽然以合作方式创造了财富，而每个人都想多得多占，为了多占别人的便宜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最小化，因此，正是合作之后如何分利的问题才导致了冲突。所以荀子指出，从自然条件上看，人类所能够获得的利益永远不够满足每个人的欲望，人们就必定冲突，“物不能澹则必争”；而从社会条件上看，在有限的利益上没有形成人们普遍同意的合理分配，人们就要冲突，“群而无分则争”。自然局限无法超越，于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合理分配利益的政治制度。荀子基于社会矛盾的初始状态假设比霍布斯基于个人矛盾的初始状态假设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冲突的理由。
荀子把共存看做是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条件，合作先于冲突，并且，分利不均导致冲突，这是极其深刻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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