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_夏国美、杨秀石等著_9787552016284

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探讨新型合成毒品问题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项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成果。该书从全球视角对新型合成毒品流行的成因、趋势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该书的写作把握了第一手资料和相对前沿的实证信息。研究者通过大量实证调查和深度访谈，揭示了毒品演变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通过科学的探索和理性的思考，把握了毒品演变的主要特点和规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代序）
　　第23个“国际禁毒日”前夕，上海社会科学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国美研究员给我送来《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书稿，并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邀我作序。利用端午节假期，我一气读完。这是一部“理智与情感”并存的学术性著作，采用文献搜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法，集聚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作为研究的基础资料，体现了研究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时，蕴含着作者对人类社会强烈的情感，反映了学者肩负的责任意识和批判精神。
　　这本书从全球视角对毒品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一般禁毒类书的区别在于，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了毒品之所以泛滥的成因，认为这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复杂问题。即使有了各种禁毒公约和法律，实际效果仍受制于社会条件、经济实力、政治利益、司法资源、社会舆论等因素。书中还特别分析了毒品亚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状况及其辐射对青少年的影响。
　　我对毒品危害的了解源于我长期从事的政法工作，所谓“烟枪一根，打得妻离子散；锡纸一张，烧尽万贯家产”，此话毫不夸张。上海一直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禁毒力度不断加大。据悉，去年上海市共侦破毒品刑事案件1 719起，其中千克以上的毒品案件68起，毒情总体处于可控状态。然而，随着毒品制作工艺的日趋高效、便捷，毒品合成种类的花样迭出，根除毒源日益困难。无须否认，上海禁毒形势依然严峻，吸毒人数呈上升趋势，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达44 423人，仅去年就新发现吸毒人员7 000人，警方缴获毒品316.16千克。较之1999年的登记吸毒人数8 437人和当年警方缴获毒品86.94千克，这十年间增幅迅猛。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近年来各种新型毒品的使用人数大幅上升，且屡屡出现在某些俱乐部、夜总会、歌厅、舞厅、酒吧……，具有更强的消费娱乐性和文化渗透性。正是此类亚文化迎合了众多青少年崇尚个性自由、逆反家庭与社会、追求人生刺激的时尚从众心理。我常为之感慨，人啊，为什么这么愚蠢？明知毒品危害无穷，却还要以身试法。人啊，为什么这般无能？即便在“科学”与“管理”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完全控制住这小小的毒品。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有数据表明，全世界的吸毒人数至今仍在不断增加，远远超过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吸毒地域还在日益扩大，已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吸毒群体趋向低龄，青少年在吸毒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人类的禁毒之战如此艰难，到底还要打多久呢？
　　读了这本书，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既然跨国界、地区的毒品生产和贸易不断扩大，世界性的毒品制贩网络正在形成，那么人类的禁毒就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但因为利益所驱，谈何容易）；既然国际社会已经取得的禁毒成果十分脆弱，且存在着极大的逆转可能，那么我们更应该进行新的探索，创造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禁毒之路。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底已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并于2008年6月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的禁毒之路，明确了“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我国的禁毒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法律还规定了宣传和教育的责任，为国民构筑一条强大的文化防线和心理防线。正如本书反复阐明的一条定理：建立健康的文化氛围，是人类安全的保障。
　　我衷心希望更多的禁毒、政法、宣传、教育工作者，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各界人士都来读—读这部凝聚着众多禁毒专家的智慧、感情和心血的书。如果能从中汲取和激发全社会开展禁毒工作的责任和智慧，对人类的禁毒之战作深层的文化透视，将书中的许多文化思考和建议变为现实，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禁毒工作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和专家们最大的欣慰。
　　刘云耕
　　2009年

　　“毒品问题”并非今日社会的新问题。科学家认为，人类可能在5000年前就开始从植物中提取致幻类毒品。今天，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安第斯山原住民仍像他们的先人一样使用古柯：口里几乎总是不停地嚼着古柯叶或含着一个古柯叶球。鸦片，开始是被当做一种几乎无病不治的万灵药使用的。1805年，德国人塞特纳分解出了鸦片首要的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吗啡，这种活性物质具有10倍于鸦片的效力；19世纪末，科学家在吗啡分子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化学转变，于是，效能大约是吗啡3倍的海洛因诞生了，它被当做可卡因的非上瘾性替代品投放市场。
　　无论是鸦片、吗啡或海洛因，人类探究和应用此类物质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医疗的需要。然而，如同20世纪知识领域的两项最伟大突破“核裂变”和“DNA”研究，在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两种最大的危险，即“核武器扩散”和“克隆人”一样，19世纪对临床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吗啡与海洛因，也未可预料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言：“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据认为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激情和本能驱使人类一次次开启“潘多拉魔盒”，从而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目睹了毒品问题的全球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提供的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全球的吸毒人数约为910万人，但目前该数字已上升为两亿多人，其中17至35周岁的青壮年占78%；20世纪50年代，全球的毒品交易额为年均20多亿美元，但现在已达8000至1万亿美元。为惩治毒品犯罪、阻止毒品蔓延，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布下天罗地网，但毒品的生产、提炼、走私和吸食非但没有禁绝，反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空前的威胁。
　　中国曾是受到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种毒、制毒、贩毒、吸毒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有100万公顷的罂粟种植，有30万人以贩毒为业，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000万。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绝烟毒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办制贩毒品活动，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无毒国奇迹。
　　然而，30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西方社会巨大的毒品消费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毒品生产和流通，毒品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开放的中国也无法例外。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万之众。尽管自2006年以来，中国滥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人数开始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万人左右，但滥用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人却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
　　吸毒在英语中叫作“drug abuse”，意为“药品滥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被称为毒品的药品都不能与其他药品相提并论，因为毒品所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依赖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毒瘾”，对人类的危害有目共睹。对于大多数成瘾者来说，对渴求用药的强烈欲望是很难摆脱的。而毒品犯罪不仅会与黑社会、暴力、凶杀等联系在一起，成为许多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诱因，还会导致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的扩散流行，给人类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与中国百年前遭受帝国主义外来鸦片入侵的灾难不同，今日中国的毒品危害主要已经不是强敌压境，公开入侵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人们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理念的演变给毒品的渗透提供了潜在的市场。经历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灾难深重的痛苦，又经历了新中国前三十年艰辛摸索的磨难，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以健康强盛、不受欺凌的姿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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