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_徐前进著_9787303222797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是一个分析诸多可能性的起点。他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时代的人，一个科学、迷信与伦理边界上的孤独者。生前他在变形，从启蒙哲学家到浪漫派，去世后又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卢梭是现代解释学的变形体，他的故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版本。卢梭的变形源于新旧之变所造就的民族心理困境，制度、风俗与人心是一个打不破的循环，文字悬空，民族知识体系分裂，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生存理性交叠，骑旧制度的人翻身骑上了新制度，现代权力契约难于实践，民族情感共同体和理性共同体错乱，法国人在破碎的时代精神里时时有无力感。什么才是法国旧制度的出路？坚固的民族情感共同体、统一的知识体系，还是独立人格？进退无路时，从破碎感里长出来的理想既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能否从卢梭的命运起伏中发现法国现代历史的悲剧性？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但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诱惑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
　　一个人的命运是对时代风俗的注释，这话听起来高傲.对于卢梭却不过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里有法国风俗动乱的线索。生前，他为病所困，一次次地对抗死亡与绝望，医生无从诊治，他在权力的追捕下四处逃亡，情感与理性失衡。启蒙时代有一套身体道德体系，它是无形的，但无处不在。一个人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epublique des lettres），并成为其中响当当的人物，首先要经过这套道德体系的审查，卢梭因为与性病相似的身体问题而为之否定；其次要依赖优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难时，卢梭与同侪的矛盾爆发了，报刊舆论以讹传讹，使其进退维谷。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心境不同于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评判是非，之后寄希望于后代人，写作风格由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过渡。
　　卢梭的变形记从此开始。1766-1778年，公共视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有入迷恋他的雄辩文辞与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疯癫无常、愤世嫉俗（再生的第欧根尼），有人说他谦和有礼、有天真的孩子气，有人说他高傲世故、善于伪装。从他1778年去世到法国革命是卢梭形象最复杂的时期，源于生命体验的身体话语有了殉道的意义，但也是为人奚落的根据。1778年卢梭去世后的四年里，他是公共舆论里浮动的幻象，一个在困苦中寻求美德的圣贤，同时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1782-1789年《忏悔录》出版后，卢梭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心理进入了公共空间，他的心理中有坦诚，也有卑琐。1789-17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极端，成为一个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识形态。1794年恐怖时代结束，他又回归历史领域，那时的人厌倦了革命的修辞术，要发现真实的卢梭，却难免偏颇的道德审判。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浪漫主义文学表面上是沉郁的情感，但在政治意义上是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的心理背景。死亡率的降低使现代科层制度更牢固，社会结构固化，才华与情感不再受尊重，它或是为科层制度使唤的工具，或是无用，缺乏创造力的人规行矩步，却能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源。现代生活的保守主义诞生了，它有别于政治性的保守，生活的保守主义是个体理智与情感的萎缩。一切神圣的转而让人鄙夷，一切让人有所托的让人厌恶，曾经因无限的可能性而兴奋，现在枯燥单一的确定性让人愤怒。君权和教权已被推翻，个体权利似乎解放了，但人与人之间的现代冲撞开始了，家庭出身、政治观念、经济地位、生存压力陡增交往的变数。资本是现代权力的基础，对于自古以来的乡村生活，以及人与土地的关系，它要将之从人的情感中剪除，人人都是生产者，不生产的时候是消费者，服从于物质诱惑能缓解二元生活的乏味，但这样的人不再是自然的生灵，这样的社会不再是理想者的归宿。一幅矛盾图景出现了，经济生机勃勃，人却不快乐：
　　当社会忙于制定各种程序时（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之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身体，将连续的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可见状态，在其周围设置观察的机器，发明一套相关知识并不断积累），监狱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
　　现代人走在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上，越走越恍惚，他们觉得不对，只能呼喊，耳朵震得嗡嗡响，但声音只在嘴巴里环绕，无处传播，也没人理会，脚步止不住地滑向深渊，魔鬼在那里等着，他挖了这个窟窿。这是让人沮丧的真实感，随之而来的是绝望，但一些人能将忧郁和恐惧变作政治热情，打碎既有的制度，对抗资产阶级，获取平等的生存权，在自然状态中寻找合理的权力契约，这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
　　卢梭有走向情感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可能，但它们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卢梭的身体话语是纯粹的肉体之苦，或残酷的生命体验，而非现代制度下的精神沉闷。退而言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多数人口务农，卢梭四处游荡时看到了赋税、徭役等引起的不公平，这些现象古已有之，与物质霸权下的精神贫困不一样。对于卢梭，浪漫主义是源于病痛与生活阅历的“晚期风格”，一个人在生命后期，因身体功能衰退、健康或其他问题，作品会有新风格。颠簸的生活、错乱的想象、源于疾病体验的生命感悟，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写作风格。而对于19世纪的人，浪漫主义是对物质化、不可预知的工业社会的迷茫，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学，是科学理性和科层制度所造就的普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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