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第一章 散文的出现及散文中的诗歌韵语

第一节 散文的出现

第二节 《左传》中的引诗

第三节 诸子散文中的引诗

第四节 《史记》中诗歌的使用

第二章 小说萌芽时期叙事作品中的韵散兼用

第一节 小说的概念及小说萌芽时期的叙事作品

第二节 志怪叙事作品中民间创作的影响

第三节 杂史类作品韵散兼用的叙事

第三章 文人创作中的“文备众体”

第一节 唐传奇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前人理解的“文备众体”

第三节 唐人的“文备众体”

第四章 艺人说话与“有诗为证”

第一节 “说话”的出现

第二节 唐人的说话

第三节 宋元说话中的韵散兼用

第五章 赋、比、兴与小说叙事

第一节 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

第二节 赋、比、兴对小说叙事的影响

第六章 诗歌意境与小说中的意境

第一节 王国维的意境说及其后人的理解

第二节 古典小说中的意境创造

第七章 抒情人称与叙述人称

第一节 抒情人称和抒情体式

第二节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叙述人称

第八章 抒情形象与人物塑造

第一节 抒情形象与话本中的人物形象

第二节 抒情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

第三节 抒情形象与《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

第四节 抒情形象与《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

第五节 抒情形象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

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古代叙事文体中的诗歌功能研究》：

　　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喜欢沿着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方法来评论作家，分析作品，这种方法将作家和作品放到一定的时代来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一定的长处。但将作家的思想与作品混为一谈，由诗论人、由人论诗，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是以写山水田园诗而著称的，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就只注意他的恬淡，他的“悠然见南山”的作风。鲁迅先生就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他说陶潜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诗如《读山海经》其十。鲁迅先生这样论诗，显然有别于传统的批评方法，比起那些只注意诗人的一面而不管其他方面是高明多了。不过，我们也可由此看出，这种由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显出的不同面貌，正好说明抒情作品中的抒情人与作者是有区别的。作家的创造之物不能简单地与作家本人等同。陶渊明既不是诗中恬淡的隐者，也不是金刚怒目之人，更不是这两者的混合，诗人是诗人，诗中之人是诗中之人，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个是虚构的角色。关于这一点，有些论者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如在评论王维和韦应物的山水诗时说：“在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王维诗侧重描写理想境界中的隐士形象；而韦应物诗则写出了一个现实中在外郡仕隐的诗人形象。”这里已隐然察觉诗人与诗里的抒情主人公有所不同，只是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因为论者还相信韦应物写实的山水诗中有真实的诗人形象。如韦应物的《游琅琊山寺》，表面上看是首纪游诗，游琅琊山寺的缘由、经过、景物以及感受在诗里说得十分明白、具体，很容易将诗中之人完全等同于诗人自己。实际上，这里虽然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但诗人在写作时还是做了抽象、提炼的工作，诗中人物是一个比他本人有更多代表意义的抒情人物形象。

　　抒情作品中的抒情者与叙事作品中的叙事者均不是作者，这就使得传统的“文如其人”的批评方法显出了极大的缺陷。这种将人之言或人之文与人相等同的缺陷，孔子早就有所觉察，他的“听其言，观其行”，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谈的。当然，文与人的关系比人的言与行的关系还要复杂，因而作简单的比附就更为有害。人品与文品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相等的关系，而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就是人生与艺术的距离。正如朱光潜先生说的：“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作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遵循的是艺术创造所制造出来的特殊情境中的逻辑，而非现实生活的利害关系。这应该能够解释为何一个人品很坏、在公众舆论中不值一提的人，能写出很有水平的文学作品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常常有文品高过人品的时候。例如唐代的沈俭期、宋之问，他们同为高宗上元二年进士，又一同谄事张易之，做了一些为人不齿的事情，但一方面他们对律诗形式的确定有功劳，另一方面他们确实也写出了一些艺术水平很高的诗。又如钱谦益，曾经晚节不终，降清做官，后辞官回家，写了一些表明对新朝不满的诗。有人以其已变节，判定其诗中的情也是假的，云“他以达官而兼作者，变节投降后，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典颜事敌的耻辱”等。由人而确定他的作品的意义指向，而不是由作品本身确定它的意义指向，恐怕是这种“文如其人”即由作家到作品的批评方法的最大不足之处。又例如李义山的很多诗，由于诗人表达比较含蓄，其有关事迹又无考证，所以他的诗，人们解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甚至指责其表达太过晦涩，而不知作者创造的本是一种对现实有某些超越的抒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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