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之道_高专诚(译)_9787534779626

　　《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自从孔子及其思想影响人类之始，有关真、假孔子的争论就已开始。顾立雅作为地道的西方学者，在这本《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中明确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景仰，却又与传统的卫道士心态有本质的不同。
　　顾立雅浓厚的汉学功底和同中国知名学者的密切交往，使得他的孔子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这本书成为孔子研究领域中的名著，至今还受到海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原因。
　　
　　《中国文献史》：
　　《中国文献史》未分章，而是以连续的15个小节构成。介绍了儒、释、道以及历史、地理、律法、语言学、农业、自然科学、医学、兵法、文学等方面的中国文献古籍。相对于中国文献的浩繁著述，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实在过小，但是《中国文献史》的内容并非来自其他欧洲学者的著述，而是作者著作的浓缩以及授课笔记。这些讲义资料绝大多数是中文书籍，《中国文献史》所涉及的作品，作者几乎都亲阅过。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献的介绍、资料收集和导向性研究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
　　《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主要收录了研究清代宫廷中欧洲耶稣会天文学家刘松龄的数篇论文和他当时与欧洲的一些通信，还介绍了中国与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刘松龄出生地）对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重视和推广。《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收录的刘松龄与欧洲亲人和同事的若干封通信包含丰富的信息，既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一位传教士天文学家的真实形象和他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可以补中文研究文献之不足。《斯洛文尼亚在中国的文化使者：刘松龄》可供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史、科学史、国际汉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及感兴趣者参考阅读。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共收录73份鲜为人知的清朝顺治、康熙两朝期间的档案文件。内容都与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在华生活相关。这些文件均选译自中国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全宗满文密本档、内阁满文票签档、满文题本、宫中满文朱批奏折等，且均为首次翻译，首次公布的档案文件。为研究清初来华传教士提供了第一手基础文献。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首次梳理了民国时期美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在北京的学术活动，重新探讨了美国专业汉学兴起的历史过程和深层原因，全面揭示了民国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中美学术文化交流。《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北京文化史以及中美关系史的认识，为当下的学术交流、高等教育、留学生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际汉学经典文丛第2辑（套装共5册）》：
　　中国文献不属于已经消亡的人类古代文献之列。虽然，在创造性、典型性和科学性方面中国文献逊色于希腊和罗马文献；但是，仅就所保存下来的成果而言，可以肯定，中国文献在规模的宏大和内容的丰富程度方面更胜一筹。在这方面它可以与中亚文献或者西欧各民族中世纪的文献相媲美。而相较于科学性与批评性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文献而言，我们又必须将中国文献列入古代文献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著者注）之中，因为它的主要特点是发展本世纪①初人们所提出的方法、理论。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文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文献将变得更加丰富，内容也会更加新颖，而且其核心部分将吸收欧洲思想、欧洲知识和欧洲精神。但是即便如此，重获新生的中国文献仍然与欧洲文献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会与自己的过去断然割裂开来，而新观点、新要求只不过是一种延续，是那些要么当时曾经无暇顾及而陷于停滞状态，要么因缺乏需求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方面的延续。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中国文献的古代性，那么我们将无法面对两千多年间无数人的浩繁著述，以及在新时期已经被新知识大潮所丰富的作品。
　　多么希望在全面阐述中国文献时不要遇到任何困难。如果允许，其内容可以写成几十卷的著作，追溯源头并不难——中国人自古（早在本世纪前——著者注）就习惯编纂书目，阐释名闻遐迩或者名不见经传的书籍的内容，研究作者的真实身份，如果作者尚不知名，就会考证其生平，批评写作中的错漏，甚至还要指出印刷错误。以前出版的书目不再赘述，不过必须说到上个世纪由清政府出资出版的十六卷本、每卷八册的书目②（欧洲人所掌握的版本——著者注）；此外，每部分还设有专门的评论（如，八卷本、研究儒家文献的《经义考》；阐释佛教经籍的长卷《阅藏知津》——著者注）。该书目中全部著述的绝大部分书籍现藏于我国图书馆；这就意味着，完成这部《中国文献史》在资料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是，目前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关注《四库全书总目》；今后，对中国文献进行研究的不会只限于一两个学者，这需要成百上千的人。俄国汉学家终会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中来，在幅员广大的俄罗斯一定会找到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发现的汉字铅字。
　　如果请您撰写一本篇幅短小的《中国文献史》通用本，您就会理解我此刻的感受。不过，并非所有普及工作者都面临同样的境况。在其他领域，普及工作均走在科学探索之前；不懂外语的人也可以从事普及工作（阿德伦格之于太阳神教，肯本之于佛教——著者注）。但是并非所有懂外语的人和从事科学探索的人都能胜任本专业知识的普及工作：这需要特殊的阐释方法，它不仅需要与自己的知识相匹配的能力，而且还要拥有回答学术界所提出的问题的能力。例如，很可能有人会指出，《中国文献史》的首要问题应是着重论述所谓的美文学——介绍长诗，因为在希腊和印度这种文学形式仍然存在，所以应该多讲述有关戏剧的内容，介绍中、长篇小说和演说术等。
　　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为了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他就无法重点论述一种文献的本质内容，当然，这些内容在另一种文献中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一个独立自主民族的发展都源于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那些可能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一出现就被人类所掌握的早期文献，对本民族才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本质的影响，在促使该民族关注其他思想嗤之以鼻的现实生活和思想认识方面意义重大。所以，文献史著作并非授命本民族的作家们写作的内容，而是敞开怀抱去拥抱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拥抱所保存下来的文献史资料，那么阐述时就必须遵循该民族文献创作成果的主次顺序。我们认为，儒学是整个中华文明，整个博大精深、种类繁多的中国文献的基础，而其话语和形象均用于了论战或者批驳被它轻慢的作品（长篇小说——著者注），那么我们可以越过儒学而从其他方面人手吗？与此同时，处于各民族学说之林的儒家学说，可能由于缺少思想的飞跃和丰富的想象而被人类忽视，但我们认为，中国文献中可能存在其他民族的文献资料。半个亚洲大陆之所以能被研究和理解，可能就得益于中国文献；不仅朝鲜、日本和交趾支那在使用汉语，而且没有中国文献我们就无法掌握有关中亚和北亚的资料。印度本国已经遗失，且对于研究其生活方式（律藏，戒经——著者注）非常珍贵的资料也保存在中国文献之中；正是由于中国人的贡献，我们才能至少得以确定仇视历史的印度的某些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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