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从多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变局中的冲突与反应、维新与自救、思想与文化、官治与自治、习惯与制度、士绅与学人等专题做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郑永福，男，1944年生，北京市人。1968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2年河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与吕美颐合著有《鸦片战争》《中国妇女运动》《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等。
吕美颐，女，1944年生，江苏淮安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独著有《走出中世纪——近代中国妇女生活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
（三）律劳卑来华与鸦片战争
律劳卑来华引起的中英冲突，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奏，此后，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煽动和策划，中英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应该指出，在以往的一些中外论著中，认为律劳卑事件后，英国对中国采取了“沉默政策”，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事实上是，自英使马戛尔尼特别是阿美士德来华，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英国即采取了所谓的“沉默政策”。而律劳卑来华失败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对英国政府这种政策愈加不满，强烈要求采取激进的对华侵略政策。这种态度在英国散商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早在1830年12月，由包括船长在内的47名旅华散商签署的一件请愿书呈送到下议院，要求将对华贸易放在一个所谓“持久的、体面的基础上”，希望英国政府至少“能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决定，取得临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使世界上这个僻远地区的英国商业不再受虐待和压迫”。
散商所要求的更坚强的政治支持是东印度公司所不愿给或不能给的。对东印度公司那种消极保守的政策的不满，是散商要求废止公司特许状的主要原因。而且散商也知道公司垄断权的取消，本身也并不会打开中国市场的门户。用大鸦片贩子查顿的话说就是“我们除非和这些天朝的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力地展开我们的商业活动”。
1834年律劳卑来华带来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呢？英国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最直接的后果是将英国国家的力量直接加诸对华贸易，因为1834年后，对华关系上外交部代替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驻华商务监督代替了大班们的监理委员会。在外交史家看来，这种变化非常重要，可以成为中英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人们预料到，中英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律劳卑在广州和澳门的日子里，一直和英国商人保持经常的接触，与大鸦片贩子查顿等的关系尤其亲密。律劳卑就寄居在查顿的家里。英商听到律劳卑任监督时非常激动，因为他们生怕英国政府起用执行保守政策的斯当顿或公司商馆的其他旧人。8月14日律劳卑就说过：中国政府是外强中干的，假若对它施用一定武力的压迫，或可比外交收效更大。这种对华态度，自然会博得散商和鸦片贩子的赞赏。无怪乎后来鸦片贩子孖地臣（广州商会第一任理事长）说，虽然律劳卑没有为商人取到具体的利益，“但他的处置非常允当，中国方面已经得到了一个永不会忘记的教训”。
1834年12月10日，查尔斯·格兰特号邮船从澳门起航向英国进发了。这条邮船是专门护送律劳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国的。这本身倒没有什么可注意的。重要的是这条邮船带走了英商签名给英王的请愿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英国同中国政府所处的反常局势，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呈请陛下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
2.我们相信陛下当初限制律劳卑等人的权力，目的是要尽可能避免和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我们对没给律劳卑进行交涉的权力和没有提供他们应有的武力来保护他们免受侮辱，感到非常遗憾。我们深信，如果已故的律劳卑具有这个必要的权力和足够的武装力量，我们就不会悲叹我们的地位降到这样低落而毫无保障的地步。
3.具呈人恭请陛下派遣一位有适当官阶、办事审慎和富有外交经验的人为全权公使，并建议命令他先乘军舰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首都北京。要有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做护卫。在全权公使登陆前，就用陛下名义提出要求充分赔偿损失。
4.具呈人提出要求清政府重新开放厦门、宁波和舟山等各个通商口岸。
如果将上述内容同此后鸦片战争的实际进程做一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封请愿书在中英关系中的分量了。
律劳卑死后，鸦片贩子孑子地臣决定伴送律劳卑夫人返回英国，一方面去经办在英国树立律劳卑纪念碑事宜，另一方面去敦请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他扬言，打破行商制度，直接同中国中央政府往来，对于英国的贸易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争取不到，英国政府就不能安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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