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缘起

（一）农村教育备受关注

（二）个人研究取向

（三）研究意义与价值

二、研究现状

（一）定量分析

（二）定性分析

（三）当前学校布局调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面临的挑战

三、研究对象

（一）为什么是乡镇

（二）为什么是苏镇

四、研究方法

（一）实地研究

（二）文献研究

（三）问卷调查

第二章 背景与政策

一、背景分析

（一）现代化与城镇化

（二）农村人口与学校生源

（三）公平与效率之争

二、政策影响

（一）扶持新式学堂的政策

（二）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

（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

（四）学校危房改造的政策

（五）基于税费改革的政策

（六）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

三、学校布局调整的逻辑

（一）实践的逻辑

（二）政策的逻辑

（三）两种逻辑的关系

第三章 利益与博弈

一、利益与利益主体

（一）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

（二）利益主体及其分类

二、利益博弈与学校布局

（一）利益博弈的条件基本形成

（二）利益博弈在教育中的诸多表现

（三）学校布局中的利益博弈：方法论的视角

三、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一）利益主体

（二）利益表达

（三）博弈形式

第四章 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一、新与旧的利益博弈：新中国成立前之教育基础

（一）与风沙和恶政的抗争

（二）相对孱弱的私塾教育

（三）早期新式学校的创立

二、百花齐放可圈点：村办学校迅速兴起

（一）办学重心下移，学校激增，形式多样

（二）师资力量短缺，民办教师强力撑持

（三）前期成果显著，后期教育质量下滑

三、天时不如地利：20世纪80年代的小学布局

（一）普及小学教育，学校遍布各村

（二）村民集资办学，节衣缩食争先

（三）村办学校顶峰，资金不足衰退

四、地利不如人和：“普九”期间的小学布局

（一）建设标准提高，多方筹资迁建

（二）分级管理体制，乡财不堪重负

（三）办学实力消长，少数脱颖而出

（四）选择样板示范，多方利益博弈

五、天时愆伏亦难违：“普九”后的小学布局

（一）外部环境变化，村小举步维艰

（二）顺应潮流调整，村小数量骤减

（三）调整遭遇瓶颈，规划陷入僵局

第五章 初中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

一、联办初中迅速兴起，利益博弈自此而生

（一）范窖村联中及当时的布局

（二）学校迁建中的利益博弈

二、初次合并焕然一新，管理落后生源流失

（一）办学条件得以改善，管理水平依然滞后

（二）学生流失严重，范窖村重办中学

三、再次合并难挽狂澜，县城中学发展迅猛

（一）为了“普九”验收，教育资源再被整合

（二）县城中学发展迅猛，苏镇中学有巢无风

（三）初中毕业只为文凭，由此死灰亦可复燃

四、办学地位得以巩固，未来发展反更彷徨

（一）争夺初中办学权，尤王庄痛失契机

（二）村办中学渐失势，彷徨中勉力前行

第六章 私立学校的兴起

一、第四中学：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办学历史及招生制度

（二）撤并原因及撤并程序

（三）往事如烟，学子戚戚

二、万隆学校：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异地迁入，倾首拭目

（二）生存环境，喜忧参半

（三）特色办学，迅速崛起

三、校地关系：鲶入鱼群起波澜

（一）生源竞争更加激烈

（二）师资流动日益频繁

（三）学区规模明显缩水

（四）公办初中压力日增

第七章 目标、逻辑与布局

一、新旧体制更替

（一）目标与逻辑：破旧立新，加强控制与乱世求生

（二）学校布局：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农村逐步展开

二、普及小学教育

（一）目标与逻辑：立足扫盲，广设学校与读书识字

（二）学校布局：村办为主，遍地开花

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一）目标与逻辑：“普九”验收，竟相达标与权衡择校

（二）学校布局：校际差距逐步拉大

四、后“普九”时代

（一）目标与逻辑：均衡发展，调整布局与质疑梦想

（二）学校布局：向城市集中与重新洗牌

第八章 可能、反思与抉择

一、苏镇学校布局的几种可能

（一）苏镇学校布局：基于实证调研的现状分析

（二）苏镇小学布局的几种可能

（三）苏镇初中布局的几种可能

二、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一）村小要不要撤并

（二）初中要不要进城

（三）目标定位要不要“为农”

（四）城市与农村：孰优孰劣

三、抉择：基于发展的视角

（一）让农村的孩子看到希望

（二）让农村的孩子热爱农村

（三）农村初中急需正确定位

（四）构建城乡和谐的学校生态系统

附录

附录1 调查问卷

附录2 相关图表

参考文献

著作类

中文期刊类

学位论文类

政策文件类

史志年鉴类

报刊类

电子文献类

外文类

后记

　　《学校变革与发展学术著作·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基于苏镇个案的实地研究》：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各地中小学普遍实行了所谓的“开门办学”，学校课程大幅度缩减，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并成为管理者，教师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校无定址，教无定所，学无定本”，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68年，受“侯王建议”影响，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大队，大批公办教师被强行下放回原籍，改拿工资为大队记工分、分口粮，导致各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严重失衡，有的村小学教师全部走光，没有老师开课。有的村一下子回去了五六位教师，村小学安排不下，只得跟村民一样下地种田。

　　（二）师资力量短缺，民办教师强力撑持

　　自清末民初新学制实施以来，我国一直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务教育。然而，由于师资匮乏，历经几十年仍然收效甚微。民初教育家袁希涛根据当时的学龄人口推算，至少需要培养100万义务教育新师资，大概需要25年之久。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陶行知根据教育部统计数字推算了所需小学教师数量，又根据当时师范的师资培养能力、所需时间及经费，悲观地认为：“要费一百年的培养，才够普及小学之用。”所幸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苏维埃地区、抗日战争根据地、解放区等地积累了困难时期办学的丰富经验.走出了一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办学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8月27日的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提出“从1952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为此，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①在这一举措之下，民办小学、民办教师应运而生。1951年，小学民办教师迅速增长到42.5万人，占全国小学教师总数的34.8%，中学民办教师增长到2.8万人，占全国中学教师总数的31.2%。②1952年，开始对中小学进行整顿，大部分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到1953年，小学民办教师数量下降为4.3万，仅占全国小学教师总数的2.7%，中学民办教师数量下降为0.8万，占全国中学教师总数的7.5%。@此后，直到1956年，民办教师数量变化不大。1957年，国家再次提倡群众办学，民办教师数量迅速提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民办教师被辞退。随后，民办教师队伍继续膨胀。到1977年，人数达到471.2万人，占全国教师总数的56%，民办教师的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④“文革”以后，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逐步确立了“关、招、转、辞、退”的综合治理方针，民办教师队伍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1958年，夏津县文教局开始在农村小学配备民办教师，第一次全县共招聘了223名。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外，小学民办教师的绝对数量以及所占教师总数的比重几乎呈逐年增长趋势。1978年民办教师所占比重超过了80%.绝对数量仍在增长。而1978年时，公办教师数量降至最低，仅为1958年公办教师总数的37%，也远远低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办教师的数量622名，仅为当时的60%；直到1982年，公办教师的数量才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为665名，仍然远远低于1958年1013人的公办教师数量。从1986年到2002年，夏津县共组织了六次民办教师转正考试，共有1237名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另外还有467名教师通过考取师范院校毕业分配转为公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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