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_温庆新_9787510852213

本书以著名的学术名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研究对象，试图还原鲁迅编纂与修订《中国小说史略》时的意念发端，分析《史略》的体系建构与目的意图，并探讨鲁迅的选择与彼时时势背景及同仁研究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中国小说史学史视域，客观分析《史略》所提出的古代小说演进现象与小说类名的前因后果及其小说史意义，期以为近今小说史的编纂提供参考。

序一

欧阳健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岂但如此，中国之文学也自来无史。古代中国有的，是正史的艺文志，小说则属于其中的子部，那还不包括通俗白话小说。在古人眼里，小说是史之支流，是稗官野史，甚至是消闲之书。人们从来没有掌握小说史的要求，你若读遍了全部小说，心中便有了小说的概貌，但那与史还不是一回事；况且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将全部小说都读遍的。

小说有史的著述，是近代学校诞生以后的事。1905年废除科举，青年学子只能进新式学校读书，以便从事新的社会职业。随着观念的更新，小说史也登上了大学讲坛。要讲授小说史，就得有正规的教材。而要编撰教材，就得首先解决小说的性质，即什么是小说的问题，于是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与西方传来的小说观念，便产生了冲突。其次，又得交代小说的起源，告诉学生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而这个意念，在古代中国却是完全没有的。再次，又得交代小说的演变规律，西方的进化论便起了作用。最后还得解决小说的评价，即什么是好的作品，并将它们选出来写进教科书中去。中国古代小说汗牛充栋，一两个学期讲不完，因此须要有所取舍；小说篇幅比较长，一两节课也讲不清楚，只能选择部分章节。加之材料先天的准备不足，举凡作家的生平、版本的流传，文献上都是一片空白，以上种种，就是撰写中国小说史面临的难题。

鲁迅1920年应北京大学等校之邀，率先开设小说史课程，最初的讲义凡十七篇，题曰《小说史大略》。他一面授课，一面补充修改，从散乱的史料中寻出小说演变的线索，形成有开山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上述难题都有独特的做法，因而被誉为小说史的经典。在《中国小说史略》影响下，更多学者撰写了新的小说史，于是有了小说史学史。温庆新博士的新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以下简称《研究》），所谈的便是囊括所有小说史的小说史学史了。

《研究》的着眼点，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修订过程。作者细心梳理了所有《史略》的版本，包括现存最早的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讲课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随课陆续印发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发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924年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上、下册本，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上、下册本，1925年9月北新书局合订本，1926年、1927年北新书局修订本；1931年9月北新书局订正本，1933年3月第九版印刷本，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次修订本，可说已将所有版本搜索殆尽。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史略》经典化历程，揭示《史略》如何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典范之作，并被治小说史者奉为圭臬的因由，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本书第一章《中国小说史略》的经典化历程，从授课、演讲与《史略》的早期存在样式及普及传播、主动馈赠样书与《史略》的早期经典化、治小说史者的专业化接受与《史略》经典地位的强化诸方面，以《史略》诸种版本为中心，通过《史略》每次修订的改动，客观地还原鲁迅《史略》编纂与修订时的指导思想与时代特征，分析《史略》编纂、修订与彼时同仁研究的关系，探讨《史略》篇章设置、小说类型归纳等的前因后果及其学术价值，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研究》同时指出，从小说史学史的角度，《史略》亦有被治小说史者所误解的。如《史略》以小说见才学者，为的是突出以小说见才学者创作现象，而后世治小说史者不明所以，而将之曲解为才华小说、才藻小说与才学小说，就是典型的例证。所以，对《史略》以客观科学定位，有助于规避《史略》的失当，为近今的小说史编纂提供借鉴。

本书的长处，不仅论述了《史略》的传播，而且论述了《史略》的编纂。因为不论如何，从有到有，远不如从无到有来得重要。而由从来无史到第一部史，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材料，一是观念。材料要看是否丰富翔实，观念要看是否科学合理，还要看材料与观念是否有机统一，既不是以论代史，也不能史论不称。《研究》指出，鲁迅于编修过程中预先确立了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与由文言文向白话文演进的三大规律，其初衷与根本目的，不仅受彼时时势背景的影响，亦蕴含国民性批判的意图与立人的目的。其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评判在五四思想影响下已有文化主体选择的意味即以五四精神作为建构古代小说规律的理论指导并进行价值评判，这种文化选择对《史略》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说得不错的。

但是，《史略》的贡献在于此，《史略》的不足也在于此。因为任何小说史（包括文学史），都是一定观念统驭材料的产物。观念会不断更新，而在不同观念的支配下，又会对材料进行新的取舍与诠解，从而不断写出新的小说史与文学史来，小说史的撰写永远不会终结，小说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永远不会终结。但我们千万要记住：任何高明的小说史，只能作为入门之用，甚至考试之用；决不要以为读了一两本小说史，就是受到了正规的训练，就已经掌握了小说史的真谛，实际上还差得远呢。

温庆新有很强的思辩能力，特别是对考证有天生的敏锐，在我认识的青年学子中是不多见的。我没有给他讲过一堂课，蒙他不弃，尊我为师，实在有愧于心。我看着他一步步地成长，由本科生而研究生而博士生，由需要交版面费发文章到刊物用高稿酬来约他的文章，自然是高兴的。我希望他保持独出机杼的态势，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经得起检验的著作来。因而对于本书，我也顺便提出两点希望：

一是注意材料的提炼。现在流行的学术规范，是引用材料越多越好，所加注释越详越好，似乎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功力。其实，材料的鉴别与筛选，本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不能给所有文献以平等地位，在突显有价值的文献同时，要有意忽略乃至遗忘某些文献，学术研究才能前进。

一是注意文字的锤炼。如主动馈赠样书的提法，就不够准确。鲁迅当时尽管是著名小说家，但在北京大学还是一名讲师，尚不具备妄自尊大的本钱，就像今天的畅销书的作家，能坐进研究生班听课，就是莫大荣幸，哪里敢说主动馈赠样书这样的话，不如说是征求意见为是。

2016年11月30日于福州

序二

王齐洲

庆新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即将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索序于我，我高兴地接受下来，也应该接受下来。尽管我正在为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做最后整理，准备结项，并没有空闲的时间。我之所以觉得应该写这篇序，是因为庆新的有关研究是我所关注的，也是我所支持的，我有责任向大家做一交代。

记得2011年庆新来武昌桂子山跟我读博，就提到想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我当时没有同意。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小说史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及的问题太多，博士生三年可能无法完成对这部经典的整体研究，况且当时已经出版有欧阳健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欧阳健先生依靠几十年小说研究的积累写成这部著作，要想超越是困难的。我自己2008年在《黑龙江社会科学》发表过《〈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辨正》一文，仅讨论了《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的文献问题，尚未涉及其他，就耗费了不少精力，深知其中甘苦。庆新听从了我的劝告，我们商定以黄人《中国文学史》为中心来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庆新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论文得到匿名评审专家一致肯定，三位专家给出的论文评价等级都是优秀，答辩成绩也是优秀，2015年该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庆新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国小说史略》，我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他的这些文章都给我看过，我或者直接修改，或者提出修改意见，他都能够接受并加以改善，其进步之快也令我欣喜。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这些年来他努力探索、不断进步的成果，我自然会有亲切之感。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大学油印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部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为何成为了中国小说史的经典之作？使其成为经典的内在原因和外在条件有哪些？它是如何建构中国小说史的学术体系的？这一体系所显现的学术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如何给它在中国小说史学上以准确定位？庆新的《中国小说史略》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以问题为导向，抓住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我所赞成和提倡的研究方法，庆新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做这样的研究不仅需要有问题意识，还需要有切实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无端猜想，更不能人云亦云。而事实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厘清全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个具体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要想将事实弄清楚，就必须下苦工夫去查找与之相关的全部资料，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解决其中的每一处疑难。在此基础上，还要将已经清晰的事实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做客观的考察，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出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也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庆新将这样一种思路贯彻在自己的研究中，因而其研究不仅事实清晰，论据充分，论证周密，结论自然就颇为可信了。例如，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经典化的历程，庆新从鲁迅的授课演讲、油印讲义、修订出版、赠书宣传、文学活动、与专业人士互动、和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关联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细致入微地呈现《中国小说史略》由随堂印发的单篇讲义到社会关注的中国小说史经典的演进全过程，这样的呈现不仅是经典化过程的呈现，而且是中国小说史学确立过程的呈现，其学术史价值丝毫不亚于一些纯理论的探讨，其结论往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像这样的研究还可举出许多，读者诸君自可在阅读本书中加以体会，不须我再饶舌。

当然，《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不只涉及上面提到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例如，郑振铎在1932年撰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时曾说：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乃是近十余年来的事。商务版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为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材料甚为凌杂。名为小说，而所著录者乃大半为戏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才廓清了一切谬误的见解，为中国小说的研究打定了最稳固的基础。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很不一样，钱静方的《小说丛考》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坚持的是中国传统小说观念，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采用的是由日本引进的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由于观念的差异，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便很不一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是一种错误的小说观念，而西方现代的小说观念才是正确的小说观念呢？如果是这样，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已经被后现代小说观念所打破，中国现时的小说观念正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人民文学》和《光明日报》已经发表不少非虚构小说，小说观念的发展和变异在所难免，我们凭什么说现代小说观念是唯一正确的小说观念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作为一定历史时段中国人对于小说的认识，自有其文化依据和存在的价值，我们就没有理由否定它，只能历史地理解它，科学地评价它。郑振铎批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凌杂而肯定《中国小说史略》廓清了谬误的见解，就只是站在现代小说立场上讲话，而不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讲话，他的结论虽然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现实需要，但并非科学客观的结论，也非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以此反观《中国小说史略》，它用现代小说观念构建的中国小说史的学术体系，是否真正尊重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是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了各个历史时期真正发挥社会影响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是否真理解了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实处境和实际作用？这些重大问题显然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略》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责备庆新的这部著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应该是《中国小说史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我和庆新也多次谈过这些问题，相信他在做完现在的研究之后，会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具理论色彩和现实价值。这是我对庆新今后研究的期待，也是我对中国小说史学需要加强创新以利于深入发展的期待。

是为序。

丙申立冬后三日于紫菘枫林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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