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美术与新中国油画_朱沙著_9787564141295

　　前苏联油画家雅博隆斯卡娅的《粮食》，描绘了前苏联集体农序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主题进步而健康，色调热烈而饱满，深刻地感染了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苏联学习的艺术青年，尤其是油画家。

　　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屡屡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互动和交融。然而，细细想来，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长远的，恐怕莫过于佛教；对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则莫过于马列主义——再具体一点，则可以说是列宁、斯大林所表征的苏维埃主义。
　　中苏两党的蜜月期虽然只有短短十年，但是这段不自然、不平等的婚姻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不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衰减，甚至仍然在某些方面发挥着作用。
　　要清理这场世纪“情缘”遗留下来的“感情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总结和研究“蜜月期”的中苏两国艺术交流的经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一项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照例奉行拥蒋反共政策，中国与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盟主苏联缔约结盟，当属历史之必然。
　　但是，是否因为有了这种缔约关系，中国人就应该像老大哥所期待的那样，带着满心的崇拜，一切唯老大哥的马首是瞻呢？
　　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人，在与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相处时，本来就容易过度热情，甚至迷失主体性，更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是如此强悍而霸道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呢。“老大哥”一方面以保护人的姿态护卫着年轻的共和国，一方面难免处处要让中国人服软就范。中国方面呢，既希望得到老大哥的支持和保护，又希望不失国体和政党尊严。虽然双方各怀心事，各有所冀，但是，在这场需求的游戏中，中国显然处于被动和劣势。往事如昨，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见“蜜月期”中方那种既满心兴奋又进退失据的尴尬情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政府想要在不失尊严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苏联老大哥的“大哥感”时，事情往往就会大大走偏和走样。
　　比如，苏联派专家来支援中国建设，就中方来说，只需要对这些专家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就行了，但最终却演变为对这些专家的绝对崇拜；中国向苏联学习，本应根据国情，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最后却演变为对苏联经验的全盘模仿甚至照搬——无论是宏观的体制设计，还是微观的科技文化结构，都全盘予以模仿。如果说政治体制的模仿确实是出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政党的紧迫需要，那么，在教育、文化、科学体制上，也都全盘予以模仿，则未免过于轻率。

　　三、建国初中国油画状况
　　1949年全国文代会期间，在北平艺专举办了一个艺术作品展览会。美术的展品包括美术资料、画报、窗花、剪纸、洋片、漫画、木刻、年画、连环画、油画、国画、雕塑等共604件。以解放区的美术作品居多，油画则主要是国统区美术家的作品。这个临时凑起来的、样式驳杂的展览就是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尽管解放区的美术作品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但就艺术水平而言，显然还很有限。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在“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号召下，积极配合新中国的政治宣传，组织美术家进行各种创作活动，举办展览。美术院校也努力提高专业水平，积极开展创作活动。当时美术创作的题材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表现新中国建设的新面貌，这主要体现在年画等画种的创作上。另一种是表现中国革命历史，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缅怀为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由于油画在创作大幅作品和再现真实场景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当时受到重视。“实际j二，油画在50年代所受到的重视超过了中国画，这是因为中国油画家中的大部分，历来主张现实主义或靠近现实主义（虽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而当时的美术领导者认为油画这种绘画工具所形成的写实技巧（包括素描基本功），优于其它画种，对描绘现实生活有较强的表现力。许多人认为油画的这个特性，是大众所能理解而乐于接受的，因此，是有利于普及的。”中国油画也确实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中展现出较强的表现力，创作出了一批在当时看来相当优秀的作品。195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了第一批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油画创作。包括：徐悲鸿的《人民慰问解放军》、董希文的《强渡大渡河》、罗工柳的《地道战》、《整风报告》、艾中信的《1920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王式廓的《送参军》、胡一川的《开镣》（彩图15）、周令钊的《鸦片战争》、夏同光的《南昌起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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