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威尔�6�1杜兰特夫妇用时四十余年写就的巨著，基本上涵盖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史”。

　　◎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西方学者称威尔�6�1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台湾学者誉之为 “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全书阐释人类110多个世纪历史，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 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

　　◎与纯粹学术的呆板文风完全不同，《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流畅优美的“故事”总集

　　◎这是一部个人专著，而与众手编纂有别； 这是一部“文明大典”，而与一般的史书有别； 这是一部颇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著作，而与“流水账”式的史书有别。

　　◎精装修订版，每册改动达上万处

　　◎内文有近百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

　　第二章 | 道德与风俗

　　教育

　　18世纪，法国的许多基本冲突之一，是教会仍试图控制教育。这一争执在1762年耶稣会被逐出法国，学校国有化，及在大革命期间教育俗世化的胜利而达到高潮。18世纪前叶，这一争论才开始成形。

　　农夫中绝大多数不能阅读。在许多乡村中，甚至直到1789年，市政当局“几乎不能书写”。然而，很多教区有小学，由教士或受任者教导阅读书写与基督教义，其对象主要是男孩子，教授者由每位孩童的双亲付小费维生。如果父母支付不出这一小笔费用，他们的孩童可申请免费就读。1694年和1724年的两道敕令，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但并未贯彻实行。许多农夫不让孩子上学，部分是因为农田工作需要他们的帮助，部分则因为农夫心里恐惧，认为注定要耕种土地的孩子，可能会因教育惹起不必要的麻烦。18世纪前叶，由于阶级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种种障碍，教育根本无法保证地位的迁升。在各个村庄和小镇，人们虽曾受过教育，很少阅读到与他们日常工作无关的任何读物。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教义，但只有在城市，才有文学、科学与历史的知识。

　　在中上阶级，大部分教育都在家中由女家教兼保姆、私人老师、zui后由舞蹈老师加以完成。后者教导男女两性关于坐、立、行、言及姿态的优雅与礼貌。不少女子也自学有关拉丁文的课程；几乎所有非贫困的人都学习歌唱与弹奏大键琴，妇女更高的教育则在女修道院中进行，她们在那里学得宗教知识、刺绣、音乐、舞蹈及作为一个年轻妇人和太太的合适言行。

　　男孩的第二级教育，虽然圣乐派与本笃派的教士也参与，但几乎完全操纵在耶稣会教士手中。怀疑论者诸如伏尔泰与爱尔维修都是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知名的毕业生。在该学院，修辞学（包括语言学、文学与口才）教授查理�6�1波雷神父即在受业弟子中，留下了令人爱戴的印象。这些耶稣会教会学校中的课程在整整两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教育上继续强调宗教与个性的培养，大部分教材是古典的。古罗马作者的原著仍为学生捧读着。约6年，年轻的学者与异教思想接触密切，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一些质疑，并不足奇。此外，耶稣会教士“不遗余力地发展学生的智慧与热情”。他们鼓励参加辩论、公众前演说与演戏；学生们接受思想的组织与表达规则的教导；法国文学明晰的部分原因，是这些耶稣会学院的结果。zui后，学生们部分通过亚里士多德，部分通过经院派哲学家而接受逻辑学、数学与伦理学等学科教育。这里，尽管各种结论都合乎正统，推理的习惯却被留传为——也的确变成这一特殊“理性时代”的特殊标志。鞭笞也是课程的一部分，这项教育甚至施及哲学学生，而且不论阶级的高低。连阿尔让松侯爵与布夫莱尔公爵，也曾经因为向他们可敬的教授射击豆粒而当堂受到鞭笞。

　　人们早已抱怨这种课程甚少注意知识的进步，教学过于理论化、对实际生活无从指导、坚持不移的宗教教规的灌输，更加歪曲并关闭了心智的发展。巴黎大学校长查理�6�1罗林，在其一度知名的《教育特性》（1726—1728年）一文中，即为古典的教学课程及教育重视宗教二者辩护。他认为教育zui主要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变得更好；良好的教师“并不注重各门科学，因为这些东西对个人品德无所助益；如果不与正直相配合，纵然再深的学识也终归于零。他们看重正直的人甚过饱学之士”。罗林又认为，如果未将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则道德品格很难培养。因此，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乃至所有教学的目的，都必须是宗教。”当时的反派哲学家很快就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关于道德是否须以宗教为必要条件的论辩，一直持续不衰。

　　道德

　　罗林的论点似乎可以道德上的阶级差异加以证实。依附宗教的农民，过着相当道德的生活；然而，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下列事实所致：整个农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单元，父亲兼具雇主的身份，而家法扎根于受到季节的轮转与土壤的需要左右的经济规约。在中产阶级中，宗教也是很生动地维系着，而且维持着父母亲的威权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历代各家族相组合构成的国家观念，强固了中产阶级的道德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更是兼具勤勉、虔诚与母性的典范，她轻松地生儿育子，不久又回头工作；她以家庭与邻里的来往而感到相当满足，对外在虚饰的世界，那将忠贞贻笑为过时之物的世界，鲜加接触。我们很少听到在中产阶级妇女中有淫乱之事。中产阶级的父母都以身作则，他们维持传统习惯，遵从宗教规戒，互相亲爱。夏尔丹曾喜悦地将这种生活在《祷告》中表现出来。

　　各个阶级都实践着慈善与好客的德行。教会募集并分配捐款。反宗教的哲学家则鼓吹行善，他们基于对人类的爱心，而非基于对上帝的爱心，现在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宗教与哲学的产物。许多修道院都供给饥饿的人们食物，修女也照顾病患，医院、赈济院、孤儿院与难民所，都靠着政府、教会以及公会的基金加以维持。虽然有些主教是尘俗的奢侈者，有些主教，如奥沙、米尔普瓦、博洛涅、马赛等地方的主教，却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政府官吏也不尽是追逐官位和坐领干薪的寄生虫。巴黎市长将食物、柴木与金钱分送给穷人；在兰斯，一个市政委员为慈善事业捐助50万利维尔。路易十五具有同情与柔怯的善心。1751年，高达60万利维尔的款额拨作庆贺新任勃艮第公爵生辰烟火的费用时，他便撤销了此项排演，并下令转拨该笔金额充作巴黎600位zui贫穷少女的嫁妆，其他各地也纷纷仿效。王后也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其大部分花费也都用在慈善事业上，那位暴烈的摄政之子奥尔良公爵，也为慈善事业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这个美好的故事也有黑暗的一面：贪污与怠忽损害了慈善机构的经营。有几个医院的执事者将送来看顾贫病的金钱纳入私囊的案例。

　　社会道德反映着人性——自私与慷慨、野蛮与仁慈，乃至于战场上礼貌与屠杀的混杂。在下层与上层社会中，皆有不负责的赌徒，有时导致倾家荡产，诈骗更屡见不鲜。与在英国一样，在法国，政府利用人民的嗜赌发行国家彩票以获利。法国人生活zui不道德的一面，是靠榨贫穷农民的收入为生的宫廷贵族，毫不在意地过度浪费金钱。拉费尔公爵夫人的镶花边床单价值4万银币，埃格蒙特夫人的珍珠价值更高达40万。公务上的蒙骗，事属寻常。官职继续抛售，获得职位的则利用官位求取非法的补偿。相当大的税收款永远无法归入国库。在这种贪污风气中，爱国心仍振作不已；法国人永远热爱法国，巴黎人也无法长久生活在巴黎之外。几乎每个法国人都很勇敢，在马翁的围城战役中，黎塞留元帅为制止军队中士兵的酗酒，发布命令道：“再有酗酒者被发现，将剥夺其参与攻城的荣誉”，酗酒情形于是几乎遏

　　止。决斗虽被禁止，但照行不误。查斯特菲尔德曾说：“在法国，一个人如不愤恨加于他的侮辱将是一个耻辱，他又因愤恨这个侮辱而完全被毁。”

　　嫖妓在贫人与富人中间一样普遍。在市镇，雇主付给女性雇工的工资，不够日常开支，她们只有晚间卖身以补足。当时的一位书记官，曾计算巴黎的娼妓在4万人左右，另一位估计在6万人左右。除了中产阶级外，大众对娼妓都还宽大。因为人们知道，许多贵族、教士及其他人物，都促成这种社会需要，因而促成了这项供应；人们与其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贫穷的卖身者，倒不如谴责那些富裕的购买者。除非是迫于公私舆论攻击这些妓女，警察不甚予以置问。在舆论攻击后，整批娼妓将会被逮捕以清除政府的外围，她们会成群地被带到法官面前，由法官分别判决进监狱或医院。她们会被剃去头发和受训戒，但很快被释放，头发又长出来。如果她们惹了太多麻烦，或冒犯了哪位贵人，则可能会被放逐到美洲的路易斯安那地区。粗俗的娼妓常在巴黎的皇后大道或在隆尚步行道展弄她们的座车与珠宝。如果她们幸被选为法兰西喜剧院或歌剧院的演员，即使是临时雇用人员，通常也可免于因为卖笑而被捕。他们有些升任为艺术家的模特，贵族或金融家的娇客；有些则捕获郎君、头衔与财富；其中一位甚至变成了圣尚莫德男爵的夫人。

　　未经父母同意的恋爱和婚姻逐渐增加，如果双方在公证人面前宣誓，则这种婚姻也被认为合法。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包括农村的婚姻，仍由父母安排，这种婚姻是财产与家庭的结合，而不是个人的结合。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是家庭而非个人，因此家庭的延续与财产的保持，远较兴致突发的年轻人那种一时的快乐与柔情重要得多。一个农夫同他女儿说道：“机会不像爱情一般的盲目。”

　　法定的结婚年龄，男孩是14岁，女孩是13岁，但他们从7岁起就可合法结婚，因为中古哲学将7岁订为“理性年龄”的开始。情欲的追猎高炽使得父母尽可能早地嫁出女儿，以免不适时的污辱。索韦伯夫侯爵夫人13岁即已成为寡妇。中、上家庭的女孩，都寄寓在女修道院，直到她们的对象选定；然后，她们赶紧从女修道院被带到婚姻的礼堂，在路上也得好好保护。唯一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在步入婚姻殿堂时仍是处女。

　　法国贵族蔑视工商业，而他们封地的收入又难以支付宫廷住宅与面子之需，贵族往往降而让自己没钱没地的儿子迎娶那些土地广大而且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儿。通常，在这种婚姻下，这个有爵位的贵族儿子一面动用太太的钱财，一面时时地提醒太太的低微出身，而且很快地结交一位情妇以表示他的轻视。中产阶级资助大革命时，这也没被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