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7-1949）”为视点_田中初著_9787516186572

本书列入浙江省2015年度后期资助。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优良传统，其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就是“群众办报”机制。依托“群众办报”，中共把大量普通民众吸纳进新闻传播过程，让他们通过参与新闻传播而达到“建构共意”的效果，因此，“群众办报”实践是理解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何以成功的一个生动而又有意思的具像窗口。“群众办报”实践，主观上是中共利用新闻传播来鼓动革命，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乡村社会普通民众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并且参与传播，由此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媒体与民众实现互动的一种特殊路径――政治催动下的媒体普及化、大众化，这显然与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下实现媒体与民众的高度关联有所不同。

　　2016年5月中的一天中午，接到在复旦新闻学院读博时的同班同学、现在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任教的田中初教授的电话，托我为他的新著《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7一1949）”为视点》作“序”。我以为他开玩笑，就直言相拒：“这应该由已经功成名就的专业翘楚来作，仍在探索路上艰难前行的我辈，怎有资格为你作序？！”中初兄则言：“找你写，一来是我们近年研究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并且在问题涉及的时段上前后相续、有连贯性，你对我写的话题‘有感觉’；二来，我们是同辈同学，在关注彼此研究的同时，更要有实际的交流、切磋甚至争论，这样才不致自说自话、卡拉OK。”他的肺腑之言，表明了一个学者对待研究的诚恳、谦慎和踏实，于是打消了我拒绝的念头，更让我对这一次写作有了未曾有过的期待。
　　作者这部二十几万字的专著——《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7一1949）”为视点》，全面细致地勾勒出“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民众在党的鼓动和推动下与报纸进行互动的历史图景”。作者在已有的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核心内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阐述的基础上，聚焦于“群众办报”——前人多有涉及却少有深挖的内容，在总结、归纳“群众办报”的同时，采用革命史、社会史、传播史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整理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再现发生在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办报”实践的多重面相。试图在研究立意、问题提出、研究方法、结论阐释等方面进行着“挖深井”式的尝试，这也切中中国现、当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命意和主题，符合本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其探索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挖深井”式的研究，是本学科研究者们清醒审慎反思的结果。新闻史研究在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呈现“队伍庞大、成果卓著”的特点，因而其自我反思、批判能力也最强。2007年初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联合《新闻大学》编辑部举办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①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吴廷俊、吴文虎、黄瑚、黄旦、程曼丽、吴予敏、张昆、李彬等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在肯定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的同时，更多地指出它存在着“史学意识不强，新闻史观不明确，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②等缺点，表现在研究者主体性不明确、主动性不够，对新闻史研究的主体和内容很模糊，导致“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③为此，他们迫切呼吁，今后的研究要以新闻事业发展为主体、为主线，以深人挖掘原始资料和一手资料为基本前提，“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④
　　方汉奇教授指出，“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⑤具体研究中，它首先需要“问题”导引。提出一个“好问题、真问题”，相当于预测性地找到了这口“井”的大致位置，这也成为整个研究的关键。而任何一个真问题或好问题的提出，都是一个从“描述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视角并提炼出理论问题”⑥的过程，这驱使作者要对研究对象先有一个理论视角下的轮廓勾勒，将搜集、挖掘的档案、文献等资料放到历史场景中进行逻辑思考和串联，通过建立史料间的联系，来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历史事件发生的基本过程。

　　《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7-1949）”为视点》：
　　群众办报的成效
　　前文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群众办报”实践为焦点，具体从组织读报、参与写稿、直接办报三个环节展开考察，展现了革命根据地民众与大众传媒联结的多层图景。那么，这种联结又促成了哪些成效？
　　第一节群众办报推动报纸普及
　　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结果，又是现代化的推力，因此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的联结至关重要。在近代中国，不少贤人志士已经认识并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但是限于种种社会现实条件，其推进的脚步却是迟滞而蹒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虽然处在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特别是缺乏现代化动力的乡村社会，但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共产党以革命为动力，以远远溢出今人常理想象的各种努力，加速了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实际上基本是农民）的关联，使报纸成为“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①从而有力地启动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显然是一条迥别于以市场为驱力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路径。
　　报纸进入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群众办报”的一个重要结果。由于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读报活动，所以，报纸从那时起就慢慢地走近根据地民众，曾经有不少歌谣描述了当时读报的情形。时任中央工农大学宣传科副科长的洪水同志，在团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上发表了一首题为《在列宁室（生活素描）》的诗歌：“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好呀！”①这是部分苏区群众在列宁室看报的生动写照。中央苏区流传的另一首诗歌《俱乐部里听新闻》，同样反映了读报的情况：“太阳下山有红云，革命的日子乐开心，早上出去忙支前，夜了归来听新闻。”②在20世纪30年代的湘鄂西苏区，报刊受到根据地民众和士兵的欢迎，报纸一到，大家就争相阅读。当时，《墩台湾村都读报》这首歌谣流传广泛：“苏维埃政府领导好，报纸印得多精巧，晚风吹来动树梢，墩台湾村都读报。”③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周老嘴、瞿家湾地区，也同样流传着一首类似的歌谣《街头巷尾听读报》：“苏维埃的领导好，报纸印得多精巧。生产练兵搞完了，街头街尾听读报。”④歌谣的传唱至少已经表明，读报在苏区已经不是稀罕事，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日常行为了。
　　抗战时期，由于中共明确提出“群众办报”的口号，因此读报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化的行为得到更大规模地开展，参加读报的民众遍布各个根据地，而陕甘宁边区则毫无疑义地成为其中的样板。当时，正在延安的作家周而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全边区组织了一万人读报，所读的是《解放日报》《群众报》和各分区的报。⑤那时流传下来的很多文字，记载了陕甘宁边区民众积极参加读报活动的情形，从中可以展现他们参与读报活动的热情。在绥德县崔家湾区王梁家川村，有一次开村民大会讨论制定村民公约，最后有人提议再添上一条：“变工队员都要参加读报组，如果有事不能到，要先向组长请假。”结果，大家一致赞成并立刻通过。在读报实际开展过程中，实际上请假的人很少，5个读报组总共31个人，经常来听报的不下二十七八位。⑥关中赤水一区一位名叫卢金财的青年有次到桃渠河小学里玩，看见教员桌上放着一张报纸，他就问教员报上登些啥。教员读了一节给他听，卢金财感到很有兴趣，就对教员说准备把本村六个小伙子每晚叫到学校里来读报识字、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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